青少年谦虚心道德德育模式的理论建构初探

谦，德之柄也。”谦虚心道德德育对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塑造，道德水平、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等的提升等都具有重要意 义。青少年谦虚心道德德育模式的建构包含认知、情感、动机、行为四个基本层面，按照主体性、发展性、引导性、整体性、可操 作性原则，运用“以生为本“”正身净心“”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等教育方法，将谦虚心道德德育理论运用于德育实践中     

SCT视角下以竞赛为驱动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探究

教师专业发展是当前国内外教育改革与发展关注的焦点。教学竞赛是高校培养教师教学能力和提升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地方高校近五年各类教学参赛情况的分析和抽样参赛教师的半结构访谈发现，参加教学竞赛对教师的认知、情感和教科研能力方面均有深远的影响。教师应充分利用教学竞赛的外部动力驱动内在发展需求、以团队共同发展带动个人发展、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反思以促进自身专业发展。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

针对国际农产品金融化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动态变化研究的不足,引入了状态空间模型和BEKK-GARCH模型,基于2000年1月至2015年1月的月度数据,对传递系数的动态变化特征及金融变量对传递系数的影响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际农产品金融化背景下,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农产品价格向中国通货膨胀的传递系数为正,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国际石油价格、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流动性水平均对传递系数有正向促进作用;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国际石油价格和国际流动性水平相互影响,对传递系数存在ARCH型波动溢出效应。     

中国股权激励研究演进路径、热点与前沿分析

科学地展现中国股权激励研究的演进路径并追踪股权激励的研究前沿,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研究对中国股权激励研究的文献综述甚少,尤其是缺少基于文献计量法的科学、客观的文献归纳与总结。基于此,文章以截至2018年的CSSCI数据库中有关股权激励的研究文献为对象,制定文献数据收集的高级策略(检索式:关键词=股权激励或关键词=股票期权或关键词=限制性股票),设计基于DEAN的数据清洗四步流程,并采用文献计量学软件CitespaceV和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3.2,通过对最终得到的981条有效文献的文本数据开展文献定量统计、文献共被引分析、关键词频次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和关键词突现分析等,对中国股权激励的既有研究进行整体描述和可视化分析。具体来说,文章首先借助对文本数据的定量统计,描述了中国股权激励研究的整体框架,识别出此领域的核心作者(徐宁、肖淑芳和吕长江)、高产机构(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等)及高产来源期刊(《经济管理》《统计与决策》《生产力研究》和《会计研究》等)。其次,结合对文献内容的文献计量分析及人工归纳,最终揭示出中国股权激励研究的演进路径、热点与前沿。文章最终发现:中国股权激励研究的演进路径呈现出由概念化阶段(1998—2002年)的对股权激励概念、模式的介绍,经由初步发展阶段(2003—2009年)的对股权激励效应和内生性问题等的探讨,演进到扩散发展阶段(2010—2018年)的对高管行为、股权激励契约要素、股权激励的动机和定位等的分析的总体特征;激励对象、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和盈余管理等是中国股权激励研究领域的热点;盈余管理、薪酬激励、高管激励、限制性股票和风险承担等可能是当前研究的前沿领域。研究表明:股权激励研究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而实务中,中国股权激励呈现三大趋势——限制性股票成为最主要的股权激励模式;国有企业日益成为股权激励的实施主体;普通员工正成为股权激励的重要激励对象。基于此,提出了深入开展限制性股票和国有企业股权激励这两方面研究的建议。本研究有助于学者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股权激励的研究脉络,促进股权激励研究的理论发展。     

利用临界用户规模提升平台利润的定价策略

鉴于临界用户规模由平台价格等变量内生决定，与文献视其为阻碍平台发展的主要因素观点相反，提出了通过调控临界用户规模大小提升双边平台利润的两阶段定价策略.引入复杂网络方法构建了包含临界用户规模的两阶段定价模型，基于数值计算结果分析了两阶段定价策略的效果，考察了平台服务质量、交叉网络效应和度分布指数等参数对最优定价策略及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临界用户规模的两阶段定价策略可以显著提高平台企业的最优利润，提高相对服务质量优势有助于提高两阶段定价策略的最优利润和市场份额，提高交叉网络效应强度或增大度分布指数将提升两阶段定价策略相对于不考虑临界用户规模的传统定价策略的利润改进效果.研究结论为平台管理者制定利用临界用户规模特征提升利润的价格策略提供借鉴和启示.     

数字资产视角下货币法律概念的界定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资产是否属于货币，决定了其是否受到货币支付相关公私法律的约束。数字资产不依赖于法定货币体系、不限定使用范围、具备较强的去中心化特征，其更具独立的货币功能对货币概念界定带来了更大挑战。在既有法律仅规定人民币是法定货币以及"货币形式""货币性资产"外延的情况下，我国径行认定数字资产不是货币，未能遵循"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则，因而难以保护当事人的支付预期以及推进数字支付的进一步创新。基于国家与市场在货币流通中的定位不清、不同法律部门存在立法目的差异等因素，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货币理论难以直接用于界定货币法律概念，而法学界创造的准货币论和货币认同论在适用范围、前置条件等方面亦存在诸多局限。现代货币支付体系已形成以法定货币作为基础、以法定货币计价的支付手段多样化发展，以及不以法定货币计价的支付手段共存的分层特征。货币分层体系本质是国家与市场、公共与私人的混合体，国家处于该体系的顶端，而法定货币则成为信用程度最高的货币类型。在该分层体系下，货币法律概念不具有同一性，更不能仅限于法定货币，而应将货币的法律内涵确定为用于清偿货币债务的，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支付系统要素"，以区分于投资工具、货币载体及仅少数人或小区域内认可的支付手段。其中，可参考反垄断法中的相关市场和市场份额的理论内容，从子服务市场、使用权限、可替代的另一货币认定被普遍接受的市场范围，并通过币值稳定机制和接受货币的商家数量认定普遍接受的程度。另外，货币的法律外延包括在宪法与中央银行法中具有法定偿付效力的法定货币，以及在支付服务法、反洗钱法中具有支付监管效力，或在财产保护、行政费用征缴法律中具有货币财产效力的其他支付手段。其中，随着数字资产和法定数字货币的兴起，货币分层体系的构成更为丰富，具有支付监管效力和货币财产效力的货币数量将愈发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