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着力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目前我国分配制度不够完善,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必须充分认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着力点,多方面采取措施,改革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了”与“没（有）”共现句式的再考察

句尾“了”与副词“没（有）”共现句式,通常带有时段状语;而王灿龙认为,时段成分不是“了”与“没（有）”共现的必要条件。经考察得知,“了”与“没（有）”可以共现于不带时段状语的句子,但该类句子要有时量起始标记,或者有“就”、“再”等副词的介入。     

和谐语境下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体制及改革方略

农业科技的突破和创新是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所在。我国农业科技管理体制落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财政投入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阻碍了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现阶段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的速度,来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方苞父亲方逸巢与曹寅交往考

桐城派鼻祖方苞的父亲方仲舒,字南董,号逸巢,与比自己小二十岁的曹寅是朋友。两人的交往史料(诗、赋、辞等),在曹寅《楝亭集》中有六七处,以前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本文根据方苞、方逸巢的有关文献,对该资料尝试作了笺释,内容涉及:方逸巢舅舅马秋竹作为曹家的私塾先生,与曹玺、曹寅父子的交往;方逸巢本人对曹寅的评价,以及曹寅对于其弟弟的关照;方逸巢手臂害疮、好酒的细节,及曹寅对方逸巢的关心;曹寅春送方逸巢两只酒杯,并写铭、辞相送的情景;生活困难的方逸巢送年货给曹寅,感谢其送酒杯,等等。两人有诗文为凭的交往史,跨度为十五年,是研究曹寅和方逸巢以及桐城派的重要史料。     

论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制

虚假广告是损害消费者与合法商家利益的一种违法行为,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广告内容夸大、失真;广告语言模糊,令人误解;广告内容不正当,有着极大的危害性。但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虚假广告行为明确的定义。要从立法上明确虚假广告的概念和标准,完善以《广告法》为中心的虚假广告立法规制,尽快出台《网络广告法》,对网络虚假广告进行规制,使虚假广告在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     

南京大屠杀是国际社会早有的定论

本文以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早有定论为论点,用严谨的逻辑证明阐述了国际社会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认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重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定论不容篡改和否认.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开放度评估——基于负面清单的考察

2014版负面清单与2013版负面清单相比,通过取消、修改条款与放宽条款条件,服务业开放度得以提升,一些措施的表述更加清晰,限制条件更为明确,透明度进一步提高。但一些关键性领域的开放在此次负面清单的修订中并未体现,服务业开放的力度未超出预期,对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还不够,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准入门槛依然较高,未来仍有很大的开放空间和优化余地。     

论马克思国家理论与善治思想的契合

政治理论把国家视为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马克思也在其著作中不断强调国家理论在政治学理论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善治理论作为当代政治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较为新颖的理论,其理论渊源、发展路径、现实应用均体现了当代国家与社会二元发展的和谐模式与路径创新.本文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认为善治理论是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在当代的诠释.     

老年人消费状况及其性别差异——以浙江省为例

在浙江省,无论城乡,老年人的消费状况均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在:女性老年人的月消费总支出低于男性;“饮食/食品”和“居住(房屋水电)”等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比例往往高于男性;医疗月均费用少于男性,而医疗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高于男性;有人情往来的比例比男性略高,而支出均值却比男性低;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均值低于男性、承受力弱于男性;低消费人群的比例显著大于男性,而中、高消费人群的比例却明显低于男性;对月最低生活费的评价均值低于男性;持较低评价值的比例多于男性,持较高评价值的比例少于男性;在经济上更感到拮据和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均表明:浙江省女性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老年人.同时,由恩格尔系数反映出,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也不如男性老年人.这就再次说明了:改善女性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政策行动的一个优先领域”.     

清雍正帝面临的文化挑战与应对

清朝作为一个起自关外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入关之初遇到关内汉民族的强力抗争是可以想见的必然结果.然而在经过了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的经营后,武力抗争归为沉寂、全国统一,经济也由逐步恢复走向繁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中,雍正作为清代入关后的第三代帝王,在政权已经稳固的情况下,他面对着来自民意的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像武力对抗那样的明显、直接,它是无形的、以民间舆论的形式存在并传播的.面对这种新形势下的文化挑战,雍正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本文以雍正帝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圣谕广训》和《庭训格言》三部“国民教育”读本来剖析雍正时期官方与民间的思想分歧与雍正应对策略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