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陲坞堡与胡姓家族——《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二题

本文主要依据《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刊布的文书,考证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坞堡,并探讨文书中反映的胡姓与胡名问题,以期进一步深化对中古西域文化的认识。     

企业提高职工劳动报酬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社会成本-收益框架下的讨论

企业职工劳动报酬过低是导致社会风险累积性成本增高的重要因素。企业主动承担起提高职工劳动报酬的社会责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符合企业和社会整体的长期利益。企业提高职工劳动报酬内生动力的发挥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市场化收益回报路径受阻两大障碍。因此,需要完善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增长的评价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选择性激励制度、组建地区性行业工会组织来构建基于企业内生动力的劳动报酬增长机制。     

诉讼及诉讼监督价值实现的几个基本问题研究

直接性和实践性、多元性和多方性、国家性和个人性、强制性和意思自治性等,是诉讼本身固有的特殊性。我国当代诉讼制度真实的或者应然的诉讼结构应当为双层多方线性结构。诉讼监督有三大价值和时代性、阶级性等多种特点。诉讼监督的价值应当依据正确性等标准确定,并且要处理好真实价值与表象价值、法律关系与非法律关系等问题。     

企业政治资源的经济回报: 基于江苏常州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9年江苏常州企业和企业家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企业拥有的各种政治资源有利于企业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扶持、土地审批以及政府合同.具体而言:来自企业所有成员的政治资源对企业获得各种经济回报有更强的解释力,这说明不应忽略员工政治资源的作用;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顾问参事)要比企业家政治面貌(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更为明显;企业规模的作用并不总是有效的,而企业历史以及加入行业协会这些因素则无显著作用.     

预期组合:将不确定性纳入预期理论的新方法

不确定性是经济预期与决策的基本特征之一。然而现代预期理论尤其是理性预期学派,将不确定性视为影响理性预期的干扰因素,想方设法对其进行简化与排除。预期理论的反不确定性倾向与现代风险投资的实践发生了背离。通过对理性预期学派孤岛模型的预期决策检验,指出理性预期学派过于简化预期中不确定性的问题,提出了预期组合这一将不确定性纳入预期理论的新方法,探索如何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诸多不确定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更加合理的预期,进而更早把握进行科学决策的机遇。     

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网络的变化与新趋势

本文主要探讨后危机时期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变化特征,并探讨这些趋势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及影响要素。从网络体系的等级特征上看,中等层级的世界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使世界城市网络趋向于钟型结构。从区域属性上看,新兴经济体与亚太区域世界城市的崛起成为显著趋势,从而使世界城市网络的广度与深度得到提升。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新趋势,反映出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化力量的调整与新布局。     

试论审判权独立的反向思考

以三权分立思想作为审判权独立的根据在理论上存在不足,三权分立不是法治社会的标志,我国的审判权也不同于西方的司法权。我国的审判权包括普遍意义上的裁判权、具有自身特色的调解权、行政角色浓厚的判决执行权和在政法委统一领导下的政法委决议执行权。从制度功能来看,裁判权、调解权基本等同于司法权,是审判权独立的主体,并且为了防止法官以判逼调,调解权应当独立于裁判权。裁判执行权、政法委决议执行权因不具有居中裁判性质,不是审判权独立的内容。要求审判权完全独立是脱离了中国国情的空想;以审判机构的独立代替审判权独立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没有独立地位法官的审判程序将无法克服程序内在的缺陷。审判权独立应当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办案法官、办案程序与办案保障三者相结合的审判制度。     

程序民主：实质民主的保障

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实质民主是民主价值的理性追求,程序民主体现了民主的工具性诉求。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程序意识,建立程序法规制度,完善立法和决策程序,健全监督程序,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保障行政权力规范运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公共利益法律化及其在土地征收制度中的践行

财产权社会化的核心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化问题.为此,学界提出了公共利益实体化和公共利益程序化两种分析路径.前者以不确定性分析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一般意义上公共利益之涵摄,后者虽然没有深究"公共利益"之实体内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利益法律化的实施路径.在土地征收实践中,正当的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在征收制度中的法律化,其重点并非界定公共利益之范围,而是合理解决"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如何体现"等现实问题.     

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汉赋用《诗》以词章解读经义,内涵修辞、讽喻、引述、经传四方面,彰显了一代文学之赋的时代特征与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用《诗》以文引言,通过直引、论诗、乐歌、取义、取辞诸方法,表现出修辞艺术由言词向文本转化的趋势;汉赋于《诗》兼取三诗,而以《风》、《雅》为主,体现其偏重言情、陈义而略于述德的讽喻功能;汉赋引《诗》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的转变、对文学意境空间的重构,也使文章的意义得以增强;汉赋用《诗》有着以传解经的意义,内涵赋词与《诗》义的互文性,决定了汉赋对《诗》的摹写特征。汉赋首次以文学文本形式用《诗》,其引诗、解诗、化诗的文学化表现,以及常见的公式套语与举一例百之法,既隐含了赋体中经义与词章的矛盾,又为《诗》进入后世文学创作领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