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及其理论意义

在对以往社会发展进程的本质解读上,科学发展观并没有以社会发展太快为由,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解读为经验事实的简单链接,也没有以经验事实的横向联系之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为由,把上述这一历史进程的意义仅仅置放在空间层面上来加以定位,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视角出发,深刻地解读了改革开放进程的内在本质。在规划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时,科学发展观也以深刻把握发展规律为基础,在方法论上与经验主义、机遇主义的观点区别了开来。     

政治宣誓制度与“三个代表”

政治宣誓制度,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就任职务时,誓言遵守宪法和法律,致力于为民服务的一种承诺方式。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宣誓仪式,更体现了人类对民主制度的确认。在当代中国,建立政治宣誓制度,既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1.政治宣誓制度的起源、形成及完善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就要发生变革;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一旦发生变革,上层建筑的变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故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政治宣誓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应该符合并顺应先进生产…     

"笙诗"性质的几种解说再辨析

<诗经>小雅中的六篇"笙诗",自汉代以来就有"有其义而亡其辞"说、"本无文辞"说以及汉代古文家之伪造说等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其义而亡其辞"说,虽是毛诗序之作者的杜撰,但其历经自汉至宋众多学者的反复增益,虽不可全信却也有其合理之处;宋人反复张扬的"本无文辞"说,因为与<诗经>作品命名的一般规律明显不符,其臆断之嫌也是一目了然的;汉代古文家之伪造篇名之说,也因为与<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明确记载了六篇"笙诗"名称的现实不符,所以,也难以取信.因此,"文辞亡逸"说才是真正的可信之说.     

《东方杂志》与白话文运动

中国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东方杂志>作为贯穿这一时段的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刊,对中国语言的变革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不仅为讨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见证了这一时期中国语言变革的过程,而且杜亚泉也代表<东方杂志>提出了自己的语言观和变革立场.<东方杂志>早期的语言观与"五四"主流的白话语言观是对立的,虽然坚持文言显得保守,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责任和艺术——回归个人的后现代伦理之思

现代性伦理把道德产生和道德标准都归根于社会,依凭社会寻求普遍的、理性的道德规范,由此造成个人道德责任感的扭曲和道德判断能力的衰退.后现代伦理则把道德交还于个人,在承担绝对的、无条件的和非对称的责任之中,个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在后现代伦理之思中,自主和自由的道德责任,使得个人道德行为具有风格化的美学特征,个体的道德生活呈现为一种生活的艺术.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是农村基层社会及其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队村组制度,再向社区制度转变,可以整合资源,完善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并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     

唐君毅“心本体”论美学思想论析

“心本体”论是唐君毅美学思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这种观点以人类的心灵活动为“体”,而以各种文化意识为心灵活动之“用”。在唐君毅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心灵和精神的求美活动。人们要真正表现美、欣赏美,不仅需要进行各种文学艺术活动,还要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仁心来要求自己,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养成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格精神。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之道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政府面向文化民生的责任担当,其内容包括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公民文化权利的道德属性要求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有权并平等地享有各种公共文化服务,因而,作为公民文化权利实践平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不偏不倚地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均等化的服务和产品。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之路是在面临各种非均等化现状基础上推进的,其发展逻辑具有中国特色。本文依此逻辑,对当今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     

制度变迁过程的历史沉淀成本效应分析

在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历史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的假设前提背景下,从未来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和财务预算约束等角度考察历史沉淀成本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影响,为制度变迁过程确立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从而弥补了原有研究的不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不完全是常态,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普遍存在,历史沉淀成本很容易发挥作用,从而表明:未来越不确定,信息越不完全,资源越稀缺,导致财务预算越硬,历史沉淀成本效应越大,制度变迁过程越困难;反之越容易。由此可发现,在放松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条件下,当事人的决策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沉淀成本的影响。因此,只有当事人对历史沉淀成本的约束条件作出正确的理性反应,才能使其决策更加贴近真实世界,这对于全面认识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

先天二年政变是玄宗最终掌握最高权力的惊险一跃,而这一事件牵涉到玄宗与睿宗父子间激烈的权力争夺,因此唐代史官在国史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讳饰。然而以张说所作的郭元振《行状》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则可展示玄宗与睿宗及太平公主在政变之前激烈的政治较量、七月三日政变当天的整个过程,同时揭示政变后玄宗通过削弱政变功臣郭元振的权柄、最终掌握所有权力的真相。对于这场政变全方位的探索,显示唐代国史的书写通过遮蔽政治事件的关键性细节、重塑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物,从而使史书记载最终符合其政治正确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