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到"自觉"——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探微

@ 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文心雕龙>为代表,中国古代修辞学完成了从"自然发生"到"自觉探索"的转型,这是中国修辞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这次转型使中国修辞学研究境界得到了整体提升:一方面,中国修辞学研究从此走上了理性认识的道路;另一方面,它揭示了修辞学发展的内在动因,进而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     

三峡地区的家畜起源与传播

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上,可以认为三峡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家畜起源地之一。从家畜动物的传播交流上讲,三峡地区既有传播到外区域的家畜,也有从外区域输入的家畜。三峡地区家畜起源与传播的研究,不仅是认识三峡区域文化的重要方面,同时,也为整体研究我国家畜史与经济发展提供着坚实的基础性材料。     

城市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视角:局限、经验与发展可能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基层研究开始关注邻里空间,许多研究者运用国家—社会范式来研究邻里。基于相关实证研究,本文力图揭示国家—社会范式在中国城市变迁研究中的局限性,尤其是对嵌入于特定邻里空间的利益与目标各异的行动者进行分析时的局限,认为在邻里研究中应更多地强调行动者分析。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确立了国联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决策,并对其保持相当程度的信任。但国民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联,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即在不失国联同情的前提下,同时展开直接交涉与武力抵抗;塘沽协定后,又将国联外交转换为大国外交和推进国联的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中。     

科学发展观与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

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对当代人类生存处境的理性自觉,是在对现代历史发展模式和发展观念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战略。它既摒弃了对人类发展虚无主义式的否定,也扬弃了现代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发展主义和以物为尺度的异化发展道路,在以人为本、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探索构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实现人类存在方式的伟大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使人们明确当代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未来图景,而且其历史价值更加深刻地蕴涵在人类应当选择何种存在方式这一思想高度之上。     

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开放30年来嬗变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是重要的一项.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学术界已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然而,许多学者将其变化简单地理解为国家财政体制的变化.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牵涉到很多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包括国家立法体制、财政体制以及政府机构设置.认真梳理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的各种变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关于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伦理思考

随着临终关怀事业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不得不承认这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坚持医学人道主义,这使人们意识到了发展临终关怀事业的重要性。由于大多数中国人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固有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一些有关于临终关怀的问题,必将有利于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中心线索、重点变迁与路径取向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既有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有伴随着时代变迁而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传统"二元"论或"三元"论既难以完整涵盖其主要内容,也不能准确反映变迁过程中的重点转移。"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新视角,则能较好解决上述问题。在不同时期,应始终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这个中心;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革的重点则依次是"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农户土地的用益物权"和"市场主导的社会服务"。未来改革重点则是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围绕农地用途、经营主体准入、食品安全、生态补偿等完善微观规制和扶持政策。     

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创新:从土地逻辑到分工逻辑

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服务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基于"交易成本—行为能力—农户生产环节外包"分析框架,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理资产专用性、物资资产专用性与外包风险性对农户生产外包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力资产专用性、农户组织化程度、排他能力、处置能力、交易能力、区域地形交通环境、农户与区域种植作物的匹配度等对农户生产外包行为有促进作用;农户经营规模与外包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要转向农业的外包服务规模经营,必须从追求经营主体的现代化转向追求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完善符合小农多样化生产需要的服务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