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Stage Decision‐Making Model under Restricted Conditions for Emergency Response to Ships Not under Control

A ship that is not under control (NUC) is a typical incident that poses serious problems when in confined waters close to shor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o NUC ships is to select the best risk control options, which is a challenge in restricted conditions (e.g., time limitation, resource constraint,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particularly in inland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To enable a quick and effective response,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three‐stage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for NUC ship handling. The core of this method is (1) to propose feasible options for each involved entity (e.g., maritime safety administration, NUC ship, and ships passing by) under resource constraint in the first stage, (2) to select the most feasible options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y of the new case and existing cases in the second stage, and (3) to make decisions consider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volved organizations by using a developed Bayesian network in the third stage. Consequently, this work provides a useful tool to achieve well‐organized management of NUC ships.     

网上至移动环境下的信任转移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移动证券服务是移动通信技术在证券行业的一个新兴应用.相对于传统的电话交易服务和网上证券交易服务,移动证券服务拥有诸如随时随地、方便性和私密性等优势.然而,采用移动证券服务进行股票交易的用户人数远远小于采用其它方式的用户数量.其主要原因是投资者缺乏对移动证券服务的初始信任,从而影响到他们接受和使用移动证券服务.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信任转移是否是建立移动证券服务初始信任的有效途径,分析了投资者对网上证券服务的信任是如何影响其对移动证券的感知,以及影响移动证券初始信任和使用意向的其它重要因素,并对信任从网上环境向移动环境的转移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网上证券服务的信任不仅直接影响移动证券服务的初始信任,而且通过移动环境下的结构保证和感知的有用性间接影响移动证券服务的初始信任.同时,感知的有用性、结构保证和信息质量等因素对移动证券的初始信任都有显著影响.但是,便利性和感知的易用性对移动证券服务初始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     

政府干预、政府目标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对于国内企业过度投资的研究,目前均是从经理私人利益、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背景等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可能从事过度投资行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并没有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更严重.本文认为,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并不一定是由代理问题引起的,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能够帮助政府实现一些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是由政府将其公共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另外,回归结果也显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投资一现金流的敏感性,债务也没有起到约束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不一定因为代理问题引起的.     

我国制造型企业市场导向和创新导向对新产品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我国227家制造型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市场导向和创新导向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导向和环境变动在市场导向和新产品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本研究的概念模型整体拟合度优于西方常用模型;(2)市场导向和创新导向对制造型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均高于以前文献研究的一般水平;(3)创新导向和技术变化对于市场导向和新产品绩效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市场变化和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对于制造型企业改善产品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考虑到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间普遍存在的替代效应,本文通过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考察我国能源利用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各分解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我国总体及区域内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自2001年起出现了退化现象,区域间能源效率的差异性较为显著,且有扩大趋势;全要素能源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密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均具有促进作用,软技术的贡献甚至已超越了传统科技进步的功效。     

治理环境、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公司超额持有现金是否导致过度投资,进而检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否抑制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作用是否与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关.结果发现,公司超额持有现金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进有利于抑制公司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但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弱化了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治理效应.     

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与治理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信产业演进的证据

本文将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及治理绩效间关系这一研究问题寓于作为复杂经济系统的中国电信产业演进和改革过程之中,通过事件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结合运用,在搜集中国电信产业1949年-2009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1997年-2007年发展数据以及对其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公司治理环境和治理行为的发展过程遵循间断均衡演进规律;中国公司治理行为呈现对治理环境的整体跟踪与滞后效应,并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对环境产生影响;治理环境与治理绩效具有密切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完善以及战略能力的提升是治理缋效提升的前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