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民主中的多数暴政问题分析

随着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网络多数暴政现象屡屡出现,这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背离了民主的价值取向.网络空间中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会出现"沉默的螺旋"现象,现阶段中国网民的非理性和不成熟,以及数字鸿沟的存在,是中国网络多数暴政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了减少和避免中国网络多数暴政的产生,应加强网民的道德自律,引导网民理性看待网络舆论;正确认识网络民主,适时消解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缩小数字鸿沟,并保障反论权的实现;建立健全网络法制,增强网民法律意识.     

以计算机为手段的财产犯罪的既遂认定

以计算机为手段实施的财产犯罪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新的财产犯罪形式,由于这种犯罪形式的特殊性,在判断该罪既遂与未遂的问题上,刑法理论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基于对外国立法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刑法理论上争议的考察,我国刑法应当以行为人修改数据的行为实施为该罪的着手时间,依据行为人对于其所虚增的财产数据所代表的财产是否实现了事实上的控制或者支配为既遂的认定标准,严厉打击以计算机为工具实施的财产犯罪的未遂行为.     

"东方的哈佛"——圣约翰大学简论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大学,曾经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和梦想,享有"东方的哈佛"之美誉,无论在上海城市史上还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本文简要论述了圣约翰73年曲折的办学历程,归纳分析了圣约翰大学的特色和传统,最后将圣约翰大学成功的奥秘归结为四个一,即一个睿智的校长,一群出色的教师,一套严密的管理体制和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我们只是离未来更近了

时光流逝,欢喜哀愁,又是一年。这一年,旧的秩序被一点点瓦解,新的事物继续孕育与诞生,社会以其特有的节奏继续缓慢生长。这一年,网络科技继续重构人们的观念与生活。这一年中国的脉搏,不是统计报表上的GDP指数,也不是夜空中徐徐飘落的礼花与焰火,而是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转帖、140字的微博。这一年,人们不忘默契与坚守,继续期待围观成就社会,默契改变中国。如果你感受不到这种进步,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     

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的思考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重大的惠农政策,试点以来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充足的养老保险基金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但是我国现有的三种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存在着财政补贴力度不够,集体补助在贫困地区仍然缺失,农民的个人收入不足,养老保险基金来源单一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增加个人收入,国有股转持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实物换保障,因地制宜的实施现行筹资模式等方面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充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     

开放与调适:上海开埠初期混杂型社会形成

上海在开埠以后的20多年中,逐渐由一个比较单一的社会,变成混杂型社会,主要表现在中西管理权限交叉、中西利益交叉、中西法律混合三个方面。本文通过上海对西人开放、租界对华人开放、华洋的抗争与合作、混合法庭会审公廨的形成诸问题的论述,说明上海开埠以后混杂型社会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因缘际会的结果,也是谈判、协商的结果。     

1936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权问题探析

1936年5月颁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取消了对选民在性别、财产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体现了选举权形式上的平等.但国民党却在法律技术层面设法进行拦截:通过规定公民宣誓、指定代表和规定当然代表等方式,将中共等党派排斥在外,使选举权的平等与自由原则大打折扣,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和积极声讨.在各方的质疑之下,国民党虽然对选举法进行了有限修正,力求借助合法性名义维护党治,表明其政治思维难以适应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自然和女性形象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托妮·莫里森作品中的自然和女性形象,可以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她对自然和女性的关注和同情,更加深切地体会西方"父权制"文化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压迫,有助于引导我们积极建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爱友善、互利互惠的和谐关系.     

诉讼程序运行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论略——以协同进行主义为视角

在民事诉讼中,关于程序运行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存在着"当事人进行主义"与"职权进行主义"的划分.针对传统分类的缺陷,加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已成为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调整法院与当事人作用分担的共同趋势.在我国,协同进行主义的引进有助于修正因过于弱化法院职权所引发的法院实体性诉讼指挥权的缺失,明确当事人在程序运行中的权能与责任.在制度建构层面,协同进行主义需通过强化法院的释明义务与当事人的诉讼促进义务,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得以实现.     

从晚清“哲学”译名确立过程看东亚人文特色

哲学在明末的译名是爱知学、理学或穷理学。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西周在知晓这一译名的情况下,摈弃理学等原有译名不用而新创哲学译名,是有其文化上深意的。用哲学译名,既与东方语境中人所共知的朱子理学划清界限,又使这门学问具有东方文化气息。哲学在辞典、报刊等普遍使用的情况下,最终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其接受过程并非没有理性的思考,并非毫无障碍。梁启超、严复都曾对这一译名踟蹰再三。哲学译名的确立过程,是东方学者赋予哲学东方意义的过程,西周、梁启超、严复对哲学译名深思、选择的过程,也很有东方特色。西周后创的哲学译名,能够取代中国已有的爱知学、理学而为东方学人共用,是日本在接引西方文化方面超过中国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