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拟声词语音形式及转义路径比较

汉语和英语中的拟声词都很发达,且有诸多方面可供比较:语音结构形式及重叠形式方面,英语拟声词单音节占优势,汉语拟声词则双音节和多音节占优势;汉语拟声词重叠形式比英语更为丰富。音节结构方面,英语拟声词为了达到更逼真的模拟效果,往往可以突破音节结构规则的制约;汉语拟声词则严格遵守汉语音节结构规则,不会随意突破。语义转移路径方面,英语拟声词名词性转义和动词性转义发达;汉语拟声词则主要表现为形容词性转义发达。这些比较不仅可以凸显英汉拟声词各自的特点,而且兼具语言类型学意义。     

民间体育游戏“丢沙包”对幼儿教育的价值及应用

作为深受幼儿喜爱的民间体育游戏之一的“丢沙包”游戏,对幼儿的身体、认知、语言、社会性、情绪情感和主体性等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受幼儿园、社区、家庭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幼儿开展“丢沙包”游戏不多,效果也不好。要充分发挥其价值,就要从总体上重视民间体育游戏的作用,幼儿园、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开展合作,适当改编,不断挖掘“丢沙包”游戏新的价值和玩法。     

闻一多和朱自清治学方法比较

闻一多和朱自清都是从作家和诗人转向古典文学研究的 ,二人都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这与他们采用较为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本文主要是对二人的治学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力图寻觅他们治学方法的合理内核 ,以期对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有所裨益     

论行政第三人

行政第三人问题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行政法律关系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方主体即行政第三人。在此基础之上,对行政第三人的涵义及其与行政相对人、行政诉讼第三人之间的界限,以及研究行政第三人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公共行政的典范革命及其启示

受到同期社会科学典范革命的影响 ,从 2 0世纪 60年代开始绵延三十余年 ,围绕政府的现状与未来的问题 ,西方国家发生了涉及广泛的公共行政的典范革命。公共利益、公共责任、管理主义、政府制度创新、民营化、社区自治、中介组织、“掌舵而不划桨”的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等构成了公共行政的新的典则规范。政府从“制高点”退却构成了一种世界现象。然而 ,最终的结论还需要时间     

论西方悲剧的功能

悲剧作为西方古老的艺术,几乎成为古代和现代文论家不容跳过的研究对象。纵览西方历代古典文论家的观点,我们发现悲剧不但是缓解压力、净化人类心灵的一种途经,而且对现实社会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悲剧的魅力还在于它能折射出人们求生的本能,激发人类的生命力,加强人们追求生命意义的信念。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与透明性研究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的改制,股份制企业的两权分离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显得更加复杂,出现了“双重代理”、内部人控制或“政企不分”的现象,产生极大的代理成本。因此,委托人必须设计激励性契约来规范代理人行为．使代理人与股东利益相一致,从而增加股东财富。通过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有效性和透明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存在着治理结构、经理人市场建设及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之欧洲》--兼及比较诗学研究的一种启示

艾田蒲（ Rene Etiemble）的比较文化巨著《中国之欧洲》具有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在语言层面上，这部著作表现出形象性与思辨性的高度统一；逻辑层面上则以归谬法的使用为特色；论述策略上忠实体现了作者提出的“比较诗学”的特性---历史考证与审美思考的结合；结构层面上则倾向于“起-承-转-合”的完整运思。这一独特的方法论体系或许可以为比较诗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启示：既然从意识层面入手解决各类“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困难重重，从学理层面进行的辨析又常常陷入曲高和寡的窘境，那么，以方法的运作清除偏见所赖以滋生的土壤，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真正清醒、公正而又不失美感的比较诗学。     

胡风抗战诗歌中的日本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实践与运用

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强调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展现与创造异国形象的作家主体相结合,在他者与自我的张力中去审视两国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彰显出独特的魅力。胡风在1931—1945年这段抗战时期的诗歌中,展现并刻画了大量的日本形象,这些异国形象特征以及与胡风的关系正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三方面:日军和日本士兵的形象;日本政府和日本平民的形象;日本自然和人文景观。此外,诗人将自己或愤怒、或同情、或憎恨、或悲伤的情感寓于他者形象之中,使之栩栩如生并富有感染力,从而构成了一个多重复合的日本形象。     

国企改制、员工流动与权力延续——以长江中下游某金属冶炼企业为例

上世纪末,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一部分国企在市场经济中遭遇困境,进而再次改制。在此过程中,国企员工发生了大规模的流动。本文以某金属冶炼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观察企业内管理人员群体、技术工人群体与普通工人群体三大群体的流动。研究发现,国企改制过程中不同群体因资本不同而有些迥异的流动模式,而经营层因拥有政治资本而存在着权力维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