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     

Coordination in a Single‐Supplier,Multi‐Retailer Distribution System: Supplier‐Facilitated Transshipments

We consider supplier‐facilitated transshipments for achieving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in a single supplier, multi‐retailer distribution system with non‐cooperative retailers. The previous transshipment literature has focused on coordination through retailer‐negotiated transshipments and thus does not consider the supplier's decision‐making. In contrast, in this study, we assume the supplier i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system and we seek to understand how the supplier can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ordinating transshipments. We study a two‐period model with wholesale orders at the start of the first period and preventive transshipments performed at the start of the second period. Inspired by a supplier‐facilitated transshipment scheme observed in practice, we assume the supplier implements transshipments through a bi‐directional adjustment contract. Under this contract, each retailer can either buy additional inventory from, or sell back excess inventory to, the supplier. We show that coordinatio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arefully designed contracts with state‐dependent adjustment prices and a wholesale price menu.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supplier's role in facilitating coordinating transshipments is critical. In addition, we us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ordinating contract form to derive some simpler and easier‐to‐implement heuristic contracts. We use a numerical study to demonstrate the value, to the supplier, of using the coordinating adjustment and wholesale prices, and to evaluate the heuristics’ performance.     

存在一种审美的生活吗——趣味、审美判断和公共生活

无论从道德的观察看多么不可思议,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就大城市、传媒、消费、大众文化景观而言,美学的核心词汇与价值似乎正在重新建构一种社会表象,构成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文化逻辑.体验、感受和一切围绕着"身体"建构起来的感性经验,日益成为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目标,伴随着充满魅惑的身体表象通过文化传播向一切社会层面扩展,似乎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都被魔法般地感性化了,使自我和社会都沐浴在纯粹感性的光辉中.而美学本就意味着"感性"或"感性学".     

秘密投票——以私密的方式行使民主权利

在人类历史上,公开投票在政治领域曾是占主流的投票方法.近代以来随着公民观及公私关系的变化,秘密投票成为一种可能选择.而普选权的扩展则使得投票的秘密性成为必须,因为人们在投票时需要借助隐密以抵抗外部的压力.秘密投票的实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澳大利亚式选票"的出现表征着一个实质性飞跃.当今完善的程序和方法能够保障公民隐匿自己的投票意向,而网络投票等技术手段甚至可以隐匿公民是否投过票,投票在将来或可完全成为私密的行为.     

清初驻藏大臣统领清军及其体系

清初设立驻藏大臣并统领清军的制度,是清政府在治藏方面高于“怀柔”政策的重大举措。清初通过在向西藏派设驻藏大臣、派兵驻藏的举措或加强或减弱的变化中,逐渐认识到驻藏大臣统领清军及其制度对于维护西藏稳定和国家统一极具重要的作用,从而加强和完善了这一制度及体系。驻藏大臣乃皇帝钦差,是总理西藏地方一切事务之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权力。驻藏清兵军事、藏军操练以及维持地方安宁等,事无巨细,均受驻藏大臣统领和管理。研究清初以来驻藏大臣统领清军的制度及其体系,表明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制度具有多层次性和丰富性,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研究弥补以往之不足,且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政府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西安市的实证研究

根据西安市1988—2006年间的数据建立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下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西安市农业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并且其作用远大于非基础设施投资的贡献,表明政府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是西安市农业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对西安市政府近期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方向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甸在清初勘界暨治藏中的地位

中旬地处滇、川、藏结合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地位优势突出.由于历史原因,直至雍正初年,中旬的属辖仍然不明,曾引起滇、川等多方争议.随着雍正朝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妥善解决西藏"阿尔布巴事件",清廷开始乘机酝酿、讨论和实施西藏与邻省行政界限问题.在此背景下,清朝政府最终确立了中旬的归属地位,体现了清政府治藏政策的巨大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旅游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旅游上市公司是旅游业发展的微观主体,其全要素生产率全面反映了该行业的实际经营效率和发展趋势。本文基于Malmquist指数探讨了20家中国旅游上市公司2004-200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中国旅游上市公司Malmquist指数年均增长率为-0.4%,其中纯技术效率的增长显著,年均增幅为1.3%;时间跨度层面,中国旅游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度波动性较大。此外,样本中旅游上市公司Malmquist指数与营业收入增长率未能兼顾;2008-2009年度粗放型增长的特征显著。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

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在上世纪 70年代开始便给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与国内文艺理论界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相比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绍明显滞后 ,与当前国内深入讨论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情形也无法相提并论 ,实质性的深入研究更是罕见。尝试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进行全面地介绍 ,以便能引起国内译学界的重视 ,促进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     

国籍管辖根据在互联网案件中的适用

依国籍管辖根据确定民商事案件管辖权是属人管辖规则中的重要依据，但由于过分强调国家司法主权，强调对本国及本国国民利益的保护，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摒弃。在互联网案件中，以国籍根据为主要依据的属人管辖权的确定也遭遇困境。但国籍根据相对互联网案件中被告地理位置及住所地难以确定的困难，又显现其优势，对互联网案件中管辖根据的寻找以及管辖权的确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下，正确定位国籍管辖根据在互联网案件管辖权确定中的地位，并进行合理限制，是国籍管辖根据正确适用于互联网案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