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中的双重注意义务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原有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科学修正，但事前保护缺位与事后救济程序失范的问题仍然存在。随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完成角色转型和技术升级，其作为网络侵权风险的控制者和参与者，有必要且有能力承担未通知阶段的主动预防义务和已通知阶段的证明材料审查义务，以弥补著作权保护和用户利益保护的漏洞。双重注意义务应分别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危险的预期和控制能力以及材料审查能力相适应。未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以技术措施为主要履行方式，其注意标准的认定应综合考量技术水平、服务类型、内容介入程度、是否直接获取收益等要素，未尽该注意义务仅为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而非唯一标准，并不必然导致侵权责任。已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仅限于对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有限的实质审查，尽到此注意义务的，可以免于承担侵权责任。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SCP和RMP框架下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研究——基于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4-201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体制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个体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SCP)范式和"相对市场势力"(Relative Market Power,RMP)假说并不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势力越强,反而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在相同市场结构条件下,市场集中度提高或市场势力增强会给中国前五大银行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与家庭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结果发现，在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随着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以及人们对于婚姻经济理性的认同提高，一方面，高等受教育层级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增强，与其他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提升，由此导致教育同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择偶上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程度亦有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已几近完全相同。在此条件下，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家庭收入差距。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停留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由于剩余控制权分配既是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4个条件:第一,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足够高;第二,产业政策不应是"一刀切"的,要包含政府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国家具备产权明晰化的微观基础;第四,政府不滥用谈判力。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模型假设进行了讨论,发现结论是稳健的。     

试论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

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包含三个层次,即基金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基金内部约束机制、外部市场压力及监管制度。针对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将基金经理的报酬机制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挂钩、增强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等途径,使之逐步完善。     

论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产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利束”，是交易制度的基础。不能把产权局限于所有权上，也不能把产权改革等同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经过１６年改革，产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前进行新一轮的产权结构创新，是使国有企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而公司制改造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核心。影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效果的两大问题，一为国家与国有股产权代表的关系，二为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产权结构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