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

本文通过对私营企业主群体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之间相关因素的分析，揭示了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下，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中，私营企业的发展是双重机制作用的结果。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机制也是双重的     

台湾中部的移民和家庭变迁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尽管扩展家庭作为传统理想家庭仍然在台湾受到广泛的推崇。但城市里更多的经济机会吸引了台湾中部的移民从农村涌向城市。虽然移民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生活在扩展家庭中，但是他们比非移民更倾向于携妻挈子早些离开出生家庭，而且趋向于认为兄弟关系不如夫妻关系来得重要。数据显示，一个男性移民的兄弟人数、排行、家庭经济背景等都影响着他迁往城市的机率，而且迁移并未完全阻断移民与移出家庭之间的联系。     

评《近代壮族社会研究》的史学特色

《近代壮族社会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 0 0 2年版,以下简称《近代壮族》)是一部断代区域史,作者方素梅研究员截取1 84 0—1 94 9年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以广西及其毗邻地区的壮族群体为主要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解析丰富的资料,围绕社会嬗变和近代化的关系这个中心,宏观     

网络时代的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认同建构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合法性认同的力量下降,社会认同的评价性要求更为强烈。在网络社会,社会认同建构的自主性开始凸现,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抬头,并且已经对传统的合法性认同构成挑战。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组织诸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往往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网络时代开始了意识形态由理论形式向感性形式的转向。因此,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自主性建构是以感性意识形态为内核的,而扎根于人的内心的感性意识形态赋予了网络认同不可小觑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体现在蕴藏于基层社会的巨大现实权力上。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

就整体而言 ,我国农村尚不具备全面推行现代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条件。但鉴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存在 ,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可先行推进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 ,以为其他地区借鉴。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一般说来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是任何一个完整社会中三足鼎立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行动的独特逻辑 :国家是等级权力的逻辑 ,市场是盈亏逻辑 ,公民社会是自愿主义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 ,在城市住宅小区中出现了业主委员会 ,它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 ,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和主动参与 ,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 ,维护业主的权益 ,业主委员会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这一切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 ,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作用——以“多伴侣性行为”的调查分析为例

考察多伴侣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是研究社会对个人行为作用的最佳切入点之一。本文以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分析结果为例 ,检验和比较了 5种相关理论思路的解释力。作者把阶层归属、社区性文化和个人的性关系态度作为社会作用的代表 ,以性爱现状和个体的性状况作为对照物 ,分别考察了这 5种因素对男女两性多伴侣性行为的作用强度。数据分析表明 ,“社会对个人的多伴侣性行为发挥主要作用”的命题可以成立 ,但阶层归属的作用非常微弱 ,而社区性文化对男性的作用和性关系态度对女性的作用却极其突出。这说明生物制约论、社会结构理论及交换理论的思路不适用于解释个人的多伴侣性行为 ,环境制约论和脚本理论的思路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走向杀熟之路--对一种反传统历史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文化的发展是从抑制生物本性中的同类竞争开始的.它首先致力于熟人中建立亲和与信任.只有在一种彻底反传统的社会过程中,本性中的"杀熟"才会被激活.这一过程在中国现代社会中是经由三个步骤完成的.     

一种有特色的社会救助模式--昆明"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评析

对城市孤残、失依儿童的社会救助,传统上采用政府包办、院内供养的模式。随着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深入,这一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昆明市儿童救助机构提出并加以实施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将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寄养模式加以本土化改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是对传统的集中供养模式的重要创新。它为探索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弱势人群急剧上升与政府福利供应不足的矛盾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可行性途经。     

开放性与主体性:考察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一种角度

如何处理开放性和主体性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学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将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做一个比较,固然,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在指导思想、建设目标上较早期社会学取得了根本的突破,这对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已经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等方面,都没有摆脱、或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西方化”的倾向。因此,正确处理开放性和主体性的关系依然是开拓中国社会学未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