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精神与公共利益:新时期中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依归

公共精神是外显也是内隐的,是与国家的强弱相关的"软力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管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失衡导致部分政府机构、政府官员丧失公共精神,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滥权谋私,不仅造成了"政府病症",扭曲了组织与制度,而且严重侵蚀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正当性的基础,也严重危害了公共利益.本文以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为着眼点讨论新时期中国政府的品格重塑问题,目的在于重温和反思这一被资本、权力、技术遮蔽的研究主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提供价值与精神支撑.     

制度领导力的内涵意蕴与提升路径

制度领导力事关领导干部治理能力高低,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石。所谓制度领导力,即领导干部将制度作为重要的领导内容及方式,以引导人们认知、规范人们行为、取得良好领导绩效的能力。制度领导在实践中仍存在着制度制定冲动、制度执行偏差、制度评估缺位的现象,领导干部可从确立制度领导的目标取向、改善制度领导的渐进模式、强化制度领导的整合机制、优化制度领导的评估系统、完善制度领导的培育体系等角度切入,系统提高制度领导力。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身份、规范与利益——理解中国国际制度行为转变的理念途径

本文选取了身份、规范与利益这三个变量,从理念主义途径考察了中国国际制度行为转变的观念性原因.文章认为,行为体的身份状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它对规范的认知与接受,并由此影响国家利益的界定及其实现方式;规范也能够通过施加体系结构影响,重塑或强化单位个体的身份,并构建新的利益.中国的身份状况决定了它对规范的认知态度和对利益的界定,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是中国身份发生转变后对国际规范的认知与接受的过程.     

合作教育:走出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的路径选择

农民合作社是一种"人的结合"而非"资本结合"的自治性组织,因而合作经济最终行为主体——农民的合作意识和合作文化素养对于合作社组织发展壮大有着举足轻重作用。本文基于对全国合作社较为发达5省问卷调研发现,农村合作知识缺乏及合作教育缺失,是中国农民对合作制度产生低认同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此,政府应在明晰合作教育对象基础上,学习国外经验,通过政策和财政支持,如尝试设立互助合作基金、合作教育发展基金或推行农村合作人才培训工程等,大力实施合作教育工程:一方面推行体制内的学校合作教育,即一些高校或职业学校设立合作经济专业或课程;另一方面体制外,可以针对不同施教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社会化培训方式进行合作教育。两者契合以为合作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人才支撑和良好充足"社会资本"。否则,中国农村合作事业极有可能还是在"发展难"与"难发展"怪圈中循环,已有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仍会是一种缺少灵魂的"空壳"。     

大都市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演进及其思考

本文运用城市化空间阶段理论,采用人口普查数据,以上海为例并与伦敦比较,分析了大都市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进。研究揭示,1950年代以来的近60年中,上海处于人口郊区化过程当中,但1990年代之前的郊区化以行政力量为主导,之后则以市场因素为主导;1990年代以来上海的郊区化进程主要由外来人口迁入带动;相较于伦敦,结合面积的可比性等因素,上海的人口总量容纳能力并不逊色,但其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太高而郊区人口密度明显偏低,郊区化进程还有待深入。建议通过规划措施和公共服务引导大都市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疏解,以解决外来人口市民化问题推动大都市城市化的空间优化,并通过加强中央政策的统筹和引导,促使人口城市化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均衡有序发展。     

低碳规制的“效率困境”内生性因素分析——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

"十一五"期间,我国低碳发展取得重大成绩,但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遭遇了"政策供给高成本"和"生活模式高碳化"的激励效率困境,低碳规制效率呈现出"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的现象。政府作为低碳治理的核心行动者,其低碳理念、行动偏好和行动意愿是导致低碳规制产生效率损失的内生性因素。政府低碳治理的问卷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在低碳理念、治理动力和规制偏好上存在博弈性偏差。     

思想建设的责任共识加强时代认知的价值论析

思想建设以整体性责任的共同体意识勾画出对时代要求的认知,并始终在责权一致的履职之中来明确把握思想性价值的整体脉络：生成的责任逻辑、造就的责任共识、实现的责任目标。因此,通过党的思想建设需要整体性思想和整体式行动的认知结构来不断净化忠于职责、为民服务的责任情境,成为弘扬新时代伟大抗疫精神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的思想动力,也就是通过价值塑造的战疫情境来理解时代精神的认知语境。     

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的困境、制度障碍与政策创新取向

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活动与金融创新活动的有机融合,是围绕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过程进行的一系列金融创新活动。目前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急需解决的制度障碍和问题,为此政府需要在相关制度安排上进行体制机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