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隐态度对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目前,大多数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营利部门,针对公务员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基于反应时范式的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公务员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内隐态度,探究其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预测,以及积极情绪对上述预测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内隐态度与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内隐态度对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预测作用受积极情绪的调节。当公务员具有较高积极情绪水平时,内隐态度无法预测其组织公民行为,而当积极情绪水平较低时,内隐态度可显著正向预测其组织公民行为。最后,本文对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干预方法进行了探讨。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中国军事威胁论”背后的军事扩张和对中国的战略合围

近年来,"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调有所抬头,美国、日本和印度是炮制和散播中国军事威胁的主要市场.纵观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军事威胁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在军事上没有威胁世界和地区安全,美国、日本、印度三国鼓吹和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背后是他们妄图建立世界和地区霸权的图谋以及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合围.     

当代西方国家阶级结构新变动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

当代西方国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引起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依然存在, 但同时出现了阶级结构多层次化的变化.尤其是在两大阶级之间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型分布.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对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阶级矛盾、社会冲突及解决方式发生了变化,工人运动走入低谷;对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提出了挑战,导致传统左右翼政党出现了中间化趋向;当代西方国家的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并推动了西方民主一定程度的发展.     

外国法院判决在泰国的承认与执行

泰国没有专门的法令规定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也没有参加任何能使判决得到互惠承认的多边公约或者双边协定.泰国最高法院第585/2461号决定强调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时着重审查以下问题:国际管辖权、终局性、互惠、欺诈、自然公正、公共秩序和救济的性质.一项不能令原告满意的外国判决不能阻止原告以原先的诉因在泰国再次起诉.外国判决的终局性和不容反悔问题在泰国是不确定的.在外国法院胜诉的原告既可以以外国判决为根据在泰国提起针对被告的诉讼来执行外国判决,也可以基于最初的诉因在泰国法院重新提起诉讼.     

进化与异动:合作社对乡村借贷关系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信用社为中心

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成效是与国家权威及政府官僚机构对此的认同度成正比的。20世纪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乡村合作事业,因基层政权“趋利性”及村落精英“痞化”和他们在利益驱动下的“寻租”行为(乡村社会仍为乡绅土劣“旧式精英”所控制),导致合作社受到现存政治制度制约,且易于“移植”甚至是对既有政治制度做合作社内的“复制”,使得乡村借贷关系上出现了进化与异动两种局面并存的景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国家权力合法性实现在乡村社会出现了障碍。但应该肯定的是:信用合作社从一个方面代表着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乡村金融现代化方向;同时它的存在也打破了高利贷一统农村资本市场的格局。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如何应对“刁钻”的记者

在教学中笔者发现,无论是县处级干部还是司局级干部,其驾驭媒体的能力都是半斤八两。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很简单,那就是要真正做到善待媒体,善待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