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若干问题

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不是同等内涵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是中性的概念,中华民族精神是褒义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的优秀成分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积极成分,属于优秀文化传统的范畴,但并不等于民族精神,而要通过价值整合和理论提炼才能转化为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可划分为:古代以崇古、征圣、宗经为表现,以唯伦理思维为特征的守成精神;近现代以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为表现,以唯政治思维为特征的革命精神;当代以改革开放为表现,以唯经济思维为特征的开拓创新精神。     

马克思解答"存在之谜"的理路

马克思在对以往哲学的全面批判中,从"国家之谜"的消除、"历史之谜"的破解到"人之谜"的揭示,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解答"存在之谜"的内在理路.这种解答只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的解答,绝非是一种冻结未来的最终的解答.因此,毋宁说这种解答只是一种新型的关于"存在"问题的"存在论"假说.     

博弈问题的伦理分析

博弈论作为研究理性的参与者基于自身偏好或效用的策略性互动的理论,这一分析框架在深化和普遍化的同时,也一直伴随着与之联结的伦理问题。本文力图从伦理学的视角来诠释“博弈问题”所凸现的伦理价值难题,在对博弈困境的理论叙述中,阐述博弈行为中道德原则的获得,并试图回答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的问题。     

柏拉图与孙中山:政治权能关系的跨时空思考

民众和精英谁该掌权?这是柏拉图对话的一个重要主题,可称之为"柏拉图之问"。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主张民众应该掌权,因为神所赋予人的政治德性是人人有份的;在《国家篇》中,柏拉图主张精英应该掌权,因为政治智慧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这两种回答,各有其不足:前者忽视了民众因缺乏能力而掌不好权的问题,后者则陷人民于既无能又无权的境地。孙中山提出"权能分别"说,成功解答了这一难题。他把政治上的权力分为权与能,主张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把人民的权称为政权,政府的能称为治权,主张人民掌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掌治权以服务人民。这套学说不仅具有学理上的原创性,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具有一定启发性,即让政府因能、绩俱佳而保有治权,把本属人民的政权逐步落实给人民。     

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在冲突

亚里士多德把属的定义作为个别的定义后,开显了哲学史上的千古难题,即个别与普遍的鸿沟,其具体表现是:本体只能是个别,能认识的只能是普遍.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两位把个别与普遍的鸿沟朝相反方向扩大到极致的哲学家:一位是立足普遍的黑格尔,一位是立足个别的施蒂纳.马克思不满意哲学家们囿于思维领域对该难题的化解,提出了改变世界的实践思路.但若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参照,马克思的思路仍是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延续.     

解读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且以不可阻挡之势渗入日常生活的领域,这其中蕴涵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为此,应厘清文化与意识形态及其关系,以认识全球化语境中文化交往的实质。     

结构理论的创新和应用--评刘景泉《社会结构论》

最近 ,刘景泉研究员的新著《社会结构论》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从结构学视角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新时期社会结构的架构及其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社会结构论》吸取西方结构主义流派的积极成果 ,以马克思主义结构理论为指导 ,创建了具有特色的结构辩证法 ,作为社会结构体系的理论基石和研究的方法论。“结构”一词源于拉丁文structura ,为“构成”、“建造”之意。作者对西方结构主义作了深入的研究 ,吸取其优秀成果 ,充分体现在专著的架构和各个方面。唯物辩证法把结构看作是系统中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 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

在破除旧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以批判封建主义思想为出发点,努力澄清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在确立新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通过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打开新局面,学习社会发展史,制定社会主义宪法,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种牛痘”,以及明确意识形态领域内香花的标准等举措,确立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     

《圣经》"救赎戏剧"的现代叙事——从宗教文化角度探讨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旨趣

马克思既非宗教研究学者,亦非<圣经>解经专家.但是,他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对宗教的批判,以及由此对人类社会罪性的反思与批判,其为迄今为止所有宗教思想家和批判家所无法企及的深刻性,恰好源自<圣经>对神一人关系的故事叙述.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序曲",把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研究,视为回归古典(犹太-基督宗教传统)的另一种启蒙;第二部分指出,马克思如何用现代的方式重新"叙述"<圣经>的"救赎戏剧";第三部分分析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渎神"与<圣经>的"敬神"之间的价值张力;第四部分从中国革命语境出发,简略考察<圣经>"救赎戏剧"的逻辑展开;第五部分"余音",用马克思和<圣经>都传达出人类对未来得救的期盼,回应"序曲"中对古典的回归.从犹太-基督宗教文化的角度,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与<圣经>的"救赎戏剧"叙事进行内在价值的比较,有助于推进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