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

大规模的、全球性的、威胁着整个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 ,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产生于工业时代的“征服自然”的文明观 ,使人类本质在对象化过程中发生异化 ,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也毁灭了人们竭力追求美好理想社会的梦想。真正的和谐社会 ,是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本质的统一。社会和谐寓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因此 ,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 ,我们必须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 ,创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观 ,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嬗变与转型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开创性地奠定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框架,也留下了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给后世既造成了诸多争议,也为理论创新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两次重要嬗变。其一始于卢卡奇、葛兰西,并在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与这一条主线相伴随的还有以赖希、弗洛姆为代表的社会心理研究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其二是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拉克劳、墨菲通过阐发"接合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当代意识形态研究的转型。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作为分配正义原则辨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被不少学者视为马克思倡导的分配正义原则,但这种解读越来越受到质疑,因它不仅与马克思在该文本中对“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的批判多有相悖,而且诠释为分配正义的汉译也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时代印记,未能体现法语、德语原文表达的原意。结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图景,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被译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文,更宜译为“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且与其将它理解为分配正义原则,不如理解为个性原则更合适。     

文化、虚无主义话语与社会发展：德国和俄国对中国的启示

晚外发现代化国家从文化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质疑,突出表现为虚无主义,即不但把后发国家的文化传统虚无化,更会造就一种不可避免的虚无主义结局。德国、俄国先后经历过这样的质疑。为此,德国曾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以特殊挑战现代化的普遍性,并拒斥中产阶级文化,甚至以文化和艺术为旗号忽视政治,造成了沉痛教训。俄国通过文学的夸张和激进的政治运动表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满与否定,也有沉痛教训。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必须高度重视文化问题,以防止社会的过度世俗化,提升软实力,但必须吸取德国的教训,力戒文化决定论,防止以传统、特殊性对抗现代化的普遍性,以便全面消化吸收现代化普遍成果之后才能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综合创新。     

透视唯物史观中的发展主义

刘森林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中未经反思的发展主义信念提出了反思与批评,并结合当代生态学的有益成果,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建构,必须清除那些与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有差距甚至不一致的观念,对发展理论进行了新的思考。刘怀玉结合列斐伏尔这一个案研究,提出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一个长期没有受到重视的问题,即“空间”问题,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空间规划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了空间理论在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郁建兴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出发,在厘清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关系的日益复杂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有着复兴的趋势,并构成了考察跨国资本逻辑的一个有力视角。吴向东关注的是制度与价值观问题的内在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将制度维度引进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把握现实生活,特别是为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达到理论自觉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仰海峰则从消费社会这一现实前提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在每一特定阶段的主导性思想状况,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面对消费社会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拓展自己的     

陆荣廷与西南联合会议

关于陆荣廷与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的关系 ,人们一般注意到的是陆成立西南联合会 ,进而改组军政府的历史主动性 ,而未看到其被动的一面。探讨二者关系的来龙去脉 ,有助于了解在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形下 ,作为陆荣廷这一类人的政治企求 ,以及所受到的现实政治的制约。     

劳动的实践化和实践的生产化--从亚里士多德传统解读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为参照,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作了新的解读。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实践哲学的创立者,他把人类知识和活动三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其中,理论主要指求知自然的普遍原理的思想活动,实践主要指追求伦理德性和政治公正的行动,创制主要指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理论和实践都以自身为目的,是自由人从事的活动,创制则以其产品为目的而以自身为手段,主要是奴隶从事的活动。马克思把亚里士多德的劳动和实践结合起来,一方面把劳动的生产性看作包括实践在内的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本性,从而把人类历史看作人类自我产生的过程,另一方面把实践的目的性看作劳动的本质,把劳动从充当手段到充当目的的变化看作历史运动的价值指向,从而为劳动和劳动者的解放,为人类的普遍自由提供了本体论基础。此外,马克思还从实践出发将科学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所以,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不是一种断裂式的革命,而是对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综合创新。     

交换价值、自我意识与现代性的大分裂

哲学话语中的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主体自由,也就是人们对自身历史境遇的总体性反思与批判,这是基于交换价值的普遍性而生发出来的意识共同体。作为交换价值与自我意识之统一体的商品拜物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别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和动力,抽象劳动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也是现代性大分裂的源头所在,抽象和具体的对立构成了现代性的初始矛盾。     

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

深入考察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的关系,不仅对理解卢卡奇的整体思想,而且对理解布达佩斯学派独创性的理论贡献,甚至对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可能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作为老师和朋友,卢卡奇对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影响是决定性、持久性的,这尤其表现在布达佩斯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的人道主义的思想遗产。与卢卡奇孜孜以求现代人身上合乎人性的“好的东西”一样,布达佩斯学派坚守哲学“再现”“类生活”的信念,从人道主义总问题出发,具体地思考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的生活。不过卢卡奇没有放弃构建一种宏大叙事的历史哲学,而布达佩斯学派则始终对宏大叙事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并试图调解哲学与(后现代)碎片化世界的关系。如果说卢卡奇论证了自由的、理性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拯救,那么布达佩斯学派则主张处在现代性中的偶然的居民可以通过负责任的选择和行动实现存在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