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与大国崛起

国际法乃崛起大国之制度重器。从历史发展的维度上看,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大国在其崛起的进程中都曾借助于国际法;而且其崛起的质量和水平与对国际法的认知和利用息息相关。从逻辑推演的维度上看,国际法不仅有利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掌控实际的资源与利益,而且有助于国家确立和强化其合法性,减轻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拓展其在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度。因而,对于崛起大国而言,认真对待与合理应用国际法,不仅是一种低成本的明智选择,而且是保证其顺利崛起的必由之路。     

第三方电子支付中的责任归属问题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业服务的模式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第三方网络支付就是金融服务的新型模式之一。但是与电子支付的飞速发展相比,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却处于滞后的状态,这不仅会导致纠纷出现时归责不清,也会阻碍第三方电子支付业的发展。所以笔者试图从未经授权划拨、经授权划拨和是否可以以不可抗力来免责三个方面对电子交易中第三方电子支付服务商应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参考国外较为成型的现有法律法规,明确了电子交易中第三方电子支付服务商的责任归属问题,希望能够对完善我国电子支付业的法律监管提供一些意见,确保我国第三方电子支付业的健康发展。     

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非诉讼离婚协议之效力

非诉讼离婚协议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不经由法院自主对其人身关系、财产关系进行处分的意思表示合集。在签订非诉讼离婚协议的时点,一方或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会影响构成该协议的解除身份关系行为、财产性处分行为的效力。通过原因行为理论作用于确认身份关系终止行为及确认财产性处分行为,从而使受害人在受有不利益时获得法律救济。     

问题类型划分方法视野下的犯罪概念研究

在问题类型划分方法的视野下,犯罪概念问题应该属于纯粹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但刑法学界以往有关犯罪概念的讨论却大多将其作为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由于未能妥当确定犯罪概念的问题类型,从而使学界有关犯罪概念的讨论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学术共识。作为纯粹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混合犯罪概念不存在被替代的必要性,而犯罪概念也不应被规定在刑法典中。     

法人名誉权侵权法保护的实证研究

与自然人相比,法人名誉权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等法益关系更为紧密。明晰法人名誉权侵权责任的认定不仅涉及法人名誉的保护,亦有利于维护其他法益。鉴于我国法人名誉权法律制度规定简略,以司法实践为视角分析我国法人名誉权保护现状及不足则尤为必要。现行法将法人名誉权保护诉诸于侵权责任法。司法实践中,法人名誉权侵权责任构成、抗辩事由、责任承担是廓清其与其他法益边界的主要工具。对法人名誉权保护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对法人名誉的非财产利益损害缺乏关注。扩展法人名誉权损害的非财产损害赔偿救济方式,能实现侵权法在保护法人名誉利益方面的补偿及预防功能,从而周延保护法人名誉权。     

论行政执法风险冲突的预防和控制

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矛盾纷纭,冲突频发,引发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行政执法中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对抗与摩擦,公权与私权交叉汇合之际的高损耗、超负荷碰撞,形成和谐社会中的最不和谐音。如何防范执法风险、化解冲突,成为国家、政府、行政人员面临的共同课题。在对当前行政执法风险冲突及其缘由分析的基础上,以行政自制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和阐释执法风险防控的理念和基础,应从执法者行政品德与伦理道德观的塑立、内部行政规则的建立、行政程序制度和风险评估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加强对行政执法风险的防控。     

人格权立法与民法典编纂

民法典即将出台是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绝好契机,但是人格权写入民法典依旧面临民法典出台动力不足和自身问题研究尚未达成共识的双重阻力。其独立成编必须在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指导之下,继民法典宣告民事权利之后,采用独立体例编排并注重内涵和外延的适当扩展。民法典私权体系的构建必须有人格权一席之地,能够容纳复合型私权和新型私权中的人格权,为其独立成编推波助力。     

论俄罗斯刑法的犯罪本质之争及中国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源自苏俄刑法,而俄文的相应术语始终是"社会危险性",即"общественнаяопасность"。自从20世纪50年代该术语传入中国以后,我们按照汉语的语言习惯,普遍地理解成为"社会危害性",但这两个术语具有不同的刑法意义,何者描述犯罪的本质更为准确,在苏俄刑法中曾存在争议。前者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立法层面上,始终居于主流,其作为对犯罪本质的描述包含主观因素,更注重描述未来的动态;后者主要强调行为的客观损害,而不包含主观因素。据此应对我国的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反思:必须甄别和区分犯罪的社会危险性即犯罪本质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客观侵害的不同;作为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性不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客观、主观要件的有机体而非简单的总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应当进行中国化改造。这既尊重了历史客观事实,也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危害性理论乃至犯罪构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