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德伯家的苔丝》:一出性格悲剧

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同名主人公苔丝,是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女子,她单纯善良.同时天勇敢坚强.她曾经被亚雷诱编,失去贞操,但是并没有丧失重新生活的勇气和追求美好的愿望.虽然当时的社会道德与舆论给了她极大的压力,但是,导致她最终走向毁灭的命运,并不是由这种贞节观造成的.苔丝是死于对安玑·克莱的完美的爱情幻想中,是死于爱的激情与冲动.《德伯家的苔丝》其实是一出性格悲剧.     

老舍小说创作的女性观

女性及妇女问题一直是老舍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 ,并构成了他文化批判的一部分。一方面他对男权至上的传统伦理道德给予了痛击和嘲讽 ,另一方面 ,传统文化的因袭也使老舍思想中自觉不自觉地残存着男权意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 ,老舍有着自己独特的理性思考 ,女性要获得独立与解放 ,不仅应克服自身弱点 ,还应与社会进步一起考虑 ,盲目趋从时尚 ,只会酿成更大悲剧     

论唐代辞赋的小说化

本文探讨了唐代小说对辞赋创作的影响,认为在小说的影响下,唐代辞赋,特别是律赋在题材方面有所开拓,出现了传奇、志怪、神话的内容.在表达手法上,借鉴小说的叙述技巧,使辞赋创作在原有的描写、抒情之外.又有了成熟的叙述手段,而原本比较滞后的形象刻画与环境描写此时也得到了重视,这些都促进了辞赋创作的重大发展.     

王充文艺心理学思想初探

宋人杨文昌为王充《论衡》作序,赞其文“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元人韩性的《论衡》序中亦有类似的话。所谓“性命之理”,相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学思想。一部《论衡》,其心理学思想不仅异常丰富,而且自成体系,如“气论”、“物论”、“性论”、“情论”,“才论”,“知论”等等。作为一位文论家,王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明显的过渡作用,亦即扮演了从广义的“文学”(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在内的有文字记载的学问)过渡到狭义的“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在内的文章之学)的“桥梁角色”。正是在这种“过渡”之中,王充的文学理论显示出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换言之,当王充站在哲学的角度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他无意中创建了自己的文艺心理学。     

成都话主观量范畴的特殊表达形式

成都话有主观量范畴的特殊表达形式,主要用助词"打"和"把"表示."打"用来表示主观量大,"把"用来表示主观量小.主观量具体表达模式的构成同量词也有一定关系.同时,不同的主观量表达模式同副词组合时有不同的选择性.     

开发中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以“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为案例的评述

本文试图通过“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的“个案”分析 ,说明中国“旅游民族”的产生及其影响。因开发“民族旅游”而派生出来的“旅游民族”现象是多向、多因的互动过程 ,既有政府为发展、加速增长、解决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考虑 ,也有被“开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进自身地位及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民族旅游”拓宽了中国旅游行业的“产品”范畴和客源种类 ,有利于境内外市场的未来竞争 ,“旅游民族”的出现则强化了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分及其各自不同的文化分野。由于“开发”在目的上的短期功利色彩以及参与“开发”双方之主体性的不对等 ,“旅游民族”每每处于商业化的“被表达”状态 ,他们的想法和声音不同程度也受到干扰和扭曲。如何解决此类可归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 ,需进一步研究     

略论明代“西蜀四大家”对四川文化的拓展

西蜀之地,钟灵毓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孕育了无数才硕俊彦,志士仁人,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在中国文化史上放射出了璀灿的光华,也给四川文化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篇章。毋庸讳言,四川文化也曾堕入低谷,而明代“西蜀四大家”就是从低谷中走出来的文化巨匠,他们为四川文化的拓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造成了四川文     

深得其解与不得其解——关于陈后山两首诗的批评与再批评

陈后山七绝组诗《小放歌行》,早在北宋时期,就遭到黄山谷的不公平批评。尽管它曾进入南宋人的选本,又被近人誉为“后山传作”,却一向受到不应有的冷遇。本文联系陈氏一生遭际与思想情操,引证明清学者的评论,同时结合陈氏其他作品,对组诗作了分析比较,否定了黄山谷的意见,肯定了组诗在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就。     

诸葛亮的法家路线与蜀汉生产的发展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法家政治家。为了把蜀汉地区建设成巩固的战略根据地,给统一全国的战争打好物质基础,他在治理蜀国的过程中坚决实行法家路线,采取一系列革新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了蜀汉的生产。诸葛亮在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二年)入蜀时,面临的是一片生产停滞、国贫民疫的局面。这以前统治蜀汉地区的郤俭和刘焉、刘璋父子,都是推行儒家路线的豪族割据势力的代表。他们“赋敛烦扰,谣言远闻”,“贪残放滥,取受狼籍”,使百姓备受剥削摧残,整个蜀汉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