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组织中信贷经纪人的法律规制研究

信贷经纪人直接影响到借款人资信评估质量、信贷业务的合规审核、放贷业务风险的审核以及催债业务的合法推进,显然已经成为民间金融组织业务活动和风险防控的核心,因此需要严格规范。目前,信贷经纪人的概念在新型金融借贷机构不断出现的背景下缺乏统一的界定,其业务种类和行为标尺更没有清晰和明确的规范与监管。在对民间借贷风险追根溯源之时会发现,风险早已埋藏在信贷经纪人这一环节。为规避和预控借贷风险,在类型差异化的民间金融组织中,完善的治理机制中应有专门针对信贷经纪人的法律规范,以综合性的法律约束机制来严格规制信贷经纪人的行为。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社会帮教是现代少年司法理念、行刑社会化和少年司法现状的必然要求。但当前社会帮教工作面临着社会力量缺失、帮教主体各自为政不能形成整体合力、帮教手段不科学、帮教对象不平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着少年司法制度功能的发挥。为此,应更新少年司法理念,强化国家责任,引进社会力量,推进社会帮教工作的社会化、科学化、平等化,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障社会公正和谐。     

通往完美社会的暴力——邦德戏剧暴力主题深层探源

爱德华·邦德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最受争议的剧作家。他戏剧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对暴力的描写,血淋淋的暴力场面让观众嘘声一片,触目惊心。文章从新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作者特定的人格底蕴和独特的社会秩序观入手,对邦德戏剧创作中的“暴力”主题进行深层探源,发现邦德的创作意图不是为了描写暴力,而是意在通过暴力引发人们的思考,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来构建完美社会。     

主观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必然选择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分为客观证明标准和主观证明标准、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由于待证事实的复杂性、相对性,以及证明主体、证明标准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主观性,证明标准只能是一元化的主观证明标准。主观证明标准有其固有的负作用,但建立相关的制度可以消除其负面影响。     

证据的形式与实质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无论是刑事诉讼实践,还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以及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证据问题都是一个焦点问题。然而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看,相对于总体的刑事诉讼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证据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其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如果我们承认大多数人的证据法律意识以及实际的司法状况对于法学理论之生命力和价值具有重要的说明作用的话,那么,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任重道远。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几位专家就证据问题加以探讨,希望能对学界和实务界提供一些参考。     

论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以法的价值理论为视角

随着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公共利益纳入其范畴以及因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迁而引起的对“公共利益”事件的普遍关注,引发社会各界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界定的强烈诉求。因此,分析公共利益的本质及内涵的界定．揭示我国公共利益的立法现状与缺陷,并就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股份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履行障碍与破解路径

对赌协议作为股份回购的一种典型适用形式,裁判实践和学理研究的关注点均经历从合同效力到合同履行。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使对赌协议的效力和履行问题得以区分,但作出以实施减资程序作为履行股份回购义务前提的规定仍有待商榷。减资应是股份回购后产生的可能结果,并非必要前置要件,将减资程序作为对赌协议的履行前提,很大可能会导致不合理的履行障碍问题。在协议出现减资未果导致履行不能的情况下,目标公司是否构成违约,以及违约责任的具体承担(继续履行或损害赔偿)均须受到资本维持原则的限制。基于此,恰当定位减资程序、引入财源限制规则、建立清偿能力测试标准以及明确对赌责任的上限是破解对赌协议履行障碍问题的有效路径。     

美英辩诉交易的理论分析

美英的辩诉交易制度引起了法学界的极大关注,但其存在与发展是有条件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完善的辩护制度以及沉默权是其产生与发展的条件。系统论与拉卡托斯的哲学观点为我们全面认识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辩诉交易是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下的衍生物,作为当事人主义在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下的新表现,它与公正标准并不矛盾。     

论土地征收与农民权益保障

土地征收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在征收中政府利用角色优势获取了绝大部分土地收益,而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严重侵犯。究其法律根源,主要有:法律制度规定间存在明显矛盾,没有赋予农民应有的主体地位和补偿标准严重偏低等。为保障农民权益,必须从让农民参与决定土地的征收、提高补偿标准、健全保障机制和建立土地征收的撤销程序几个方面规范征地行为。     

试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政治基础

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要想被现行制度接受并贯彻执行,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基础。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主要体现为刑事和解与我国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政治理念和我国的政治体制的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