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行合一”难题看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

"知行合一"具有贯通阳明心学整个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以此命题所遭遇的难题入手方能洞悉阳明心学根本困境。"知行合一"难题根源在于阳明浑然合一的心学体系一味强调同一,而缺乏对知与行对立面之间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贯穿其理论始终。在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心即理"这一阳明早期提出的命题中便开始孕育,更是对作为其统帅和根本依据的"致良知"思想本身之困境的暴露:漠视知与行、求知对象(客观知识)与求知行为、道德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道德法则的社会与个体维度、知识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等诸多对立面的差异性,在不加以分析澄清各种关系的前提下,通通归置于"良知"旗下,以自我心灵作为判断是非道德的唯一标准,这并非真正的浑然合一,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混淆。最终结果是导致知与行在现实中的终极断裂,良知之"致"亦无所依托和保障。     

后马克思思潮语境下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再认识

后马克思思潮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修正还是挑战,甚至是颠覆,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判断,即当代资本主义形势使得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概念变得不合时宜。后马克思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其实质不是发展,而是危险的颠覆者,后马克思思潮的新"生产"概念具有隐匿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     

快乐、幸福与政治哲学的主题——论《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政治哲学意蕴

人的善好生活乃由快乐与知识两种要素合成,这是柏拉图在《斐勒布》中论述的主题。亚里士多德既延续了这一论点,又作出了新的推进——在他看来,幸福乃由快乐、伦常德性、理智德性三者合成。文章便从此一论点出发,解释《尼克马可伦理学》所包含的哲学——政治意蕴。     

再论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对一种复旧性观点的回应

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过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在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克服全盘否定倾向时,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的前提下,对这些哲学的实际所是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历史和理论条件作出具体分析,既对它们作出求实的评价,又对马恩当年的否定作出合理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等论著中对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不是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现代西方思潮上与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一直强调应当与时俱进.     

隐喻表达的语境依存性探究

隐喻认知已成为当代语言学、认知心理学、逻辑学及计算机科学等多领域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尽管学界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隐喻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但对日常交际中隐喻表达的语境依存性问题尚待深入探究。从动态语境论视角论析制约隐喻表达的语境因素,区分出认知语境、交际语境和具身语境。基于此,尝试在动态语境论思想指导下建构一种“语境驱动的隐喻交际表征模型”,并借助该模型和日常隐喻使用实例,讨论隐喻使用过程中的语境启动效应,阐明隐喻表达的语境依存性问题,从而深化对语境因素在隐喻认知与交际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市民社会批判与现代社会理论的生成——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双重超越

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确定为资产阶级社会,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通过否定黑格尔的国家方案将现代社会的症结进一步锁定在市民社会之中。随着市民社会批判的深入,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第一,揭示了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彻底性并清算了其资产阶级的立场;第二,通过广义市民社会概念创立了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理论。重新检视这一思想历程,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理性内化与心智因果起源的哲学探究

行动不仅是简单的行为,没有信念、欲望和意志(信欲志)作为理由,行动不成其为行动,这是当代行动哲学的中心思想。那么,以信欲志为原因来解释行动的根源何在?心智因果状态与脑神经的动力因果状态作为行动的原因,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心智哲学的研究文献对此类问题众说纷纭。以最小自由能原理为核心的能动推理理论,为动物和人类的心智因果解释提供了新资源。行动的物理解释仅为动力因果解释,戴维森和塞尔强调的基于意向性的心智因果解释恰恰是自然目的因果在动物和人类身上“内在化”的结果。这种内在化遵循自组织系统的最小自由能原理,并经由长期复杂的演化博弈过程演变而来。最小自由能原理为心智意向性解释提供了科学基础的自然规律。通过自然博弈与选择而涌现的能动推理功能,遵循的是一种二阶自然规律(最小自由能原理),它为化解如反常一元论这样的身心问题提供了自然机制。     

科技创新风险与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科技创新风险不同于地方化的或源于自然界的传统风险,它具有人为制定的不确定性、内在关联的耦合性、时空影响的广延性和破坏极强的致毁性等典型特征。科学家及共同体作为科技创新的设计师与执行者,对科技创新风险应具有前瞻性的科学预见和预警能力,在道义上有责任去阻止风险成为危险,但他们的经济异化、政治异化与精神异化反而可能成为科技创新风险的重要来源。为使科学家"告别"异化,尽可能地降低科技创新风险对每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冲击与危害,就需要通过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责任驱动与民主决策的联姻、伦理约束与法律监督的互补等多路径增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