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律与义务概念

自律和义务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通过自律概念,康德一方面批判了受控于自身欲望的非理性行为,强调了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拒斥了那种出于外在权威和规范的他律,强调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律行为,道德法则是理性的自我立法,道德的根据既不在于自然情感的倾向也不在于外在权威的约束。而义务概念凸显了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自身的二重性,真正有德性的人不仅是有理性的、自我立法的人,更是能够在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中坚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到自己义务的人。     

从《野草》看鲁迅的多元文化精神

《野草》体现了鲁迅的多元文化精神,这些多元文化精神相互之间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之中,这种复杂性是《野草》晦涩难懂的主要原因。笔者尝试借鉴尼采的谱系学方法解析《野草》,认为:在《野草》中,鲁迅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东西方的对立,他完整地承传了儒道精神,也实践了佛教的修智;鲁迅同时又很西化,他按照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各自的特点来接受它们,以至形成了独特的"鲁迅精神"。     

“实”而“中庸”——试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解读

朱熹对＂中庸＂的解释,体现出其理学的实践性特征。具体而论,他一方面主张＂在中＂之＂中＂、＂时中＂之＂中＂的区别,同时又将二者贯通起来,以＂在中＂之＂中＂来统摄＂时中＂之＂中＂,兼体用而言＂时中＂,体现出深厚的理学意味,也展现出理学家＂体用一源＂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释＂庸＂为＂平常＂,拓展了＂庸＂字的实践范围,也加强了＂庸＂字的实践意蕴,体现了朱熹思想的实学特征。     

论《大学》之“诚意”

汉唐儒、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之＂诚意＂有不同的论述。汉唐儒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概念,而朱熹和王阳明则对＂诚意＂有所强调。汉唐儒的修身和为政是一体的;朱熹理学思想强调的是修身成德,从而造成了修身与为政之间的隔膜;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之下,以＂诚意＂为中心较好地处理了为政和成德的关系。无论汉唐儒、宋儒还是明儒,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强调践履。     

论五行学说之成立

五行学说之成立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五行学说成立的标志是五行与阴阳思想相融合,亦即成功解决"五行"与"四时"相配的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进路:王梦鸥发掘的"四时"五分以配"五行"虽然理论上精致,不过难以付诸实践,终归湮灭;庞朴抉发的"尚土说"影响较大,可惜完全基于对史料的误解;只有徐复观之说在逻辑与文献两方面都较为合理,且两者配合无间,是以可信。     

为何故、为了谁我们去看护?——环境伦理、责任和气候正义

环境伦理,以及与之相关的责任和气候正义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需要整合东西方诸种文化资源对环境及环境伦理作出新的理解.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而是客居于地球.在此思想背景下,责任观念尤其重要.而气候正义也是环境伦理的重要问题,从环境伦理的角度可以为气侯正义概念分析出不同的方面,并提出具体的指导原则.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问题是威胁也是机遇.     

德性论与精英主义——从麦金泰尔的“实践”概念谈起

文章从对麦金泰尔的实践概念的精英主义指控及其有效性的分析入手,通过为麦金泰尔设置三种可能的辩护揭示了麦金泰尔的德性理论内涵的问题,并希望藉此促进德性论者对其所希望复兴的德性传统及其所置身的传统之间复杂的关系作出更为深刻的反思.     

阿多诺论述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阿多诺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主要还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中间隐含时代之思。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思考受尼采和韦伯的影响比较大,尼采对康德进行了激烈批判,阿多诺对康德的思考努力纠正尼采的极端．阿多诺与韦伯的对话建立在与尼采更深的对话的基础上。阿多诺看到了尼采和康德的本质的相似性．康德的绝对律令这样的主体的内在性在当下的不现实,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也一样软弱无力。     

批判性重构:莱斯关于“人之存在方式”的研究

当今社会最重大的时代主题就是人之存在问题。莱斯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透视人之存在方式问题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人之存在方式的研究,莱斯有其独特的逻辑理路与研究范式。他准确预言了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下人的异化存在已经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并判明主体存在方式由理性控制走向非理性狡计的历史趋势。莱斯所描绘的生态社会主义蓝图看似极具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情结,但他所开启的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探究人之存在方式问题的研究路向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