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尤其是基层政府信任,历来是直接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本文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和复旦大学“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合作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从信任观、威权观和法治意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三种观念对农民的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研究结论为：持有“家本位-特殊信任”取向而较少一般信任观的人具有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作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威权依附文化,对维持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起着强力增进作用;随市场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农民法治意识已经实际影响着基层政府信任,它将成为国家建设、重塑政府信任必须认真考虑的文化因素。     

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

本文计算了中国1950～2006年期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发现早在1990年时内在增长率就已经由正变负。并且通过该指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比较发现,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低生育率正在逐渐累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此外,本文基于不同的模拟方案结果揭示出,人口负增长惯性将会对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有重大影响。本研究旨在说明,中国人口发展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充分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负增长惯性问题,有关人口决策必须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     

超低生育水平的诠释和应对

1 上海的超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 上海是我国最早开始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目前我国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自1993年上海的人口自然变动呈现负增长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户籍女性人口的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在0.8左右.     

跨越"文野之别"的理论与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通过对费孝通"江村研究"历程的回顾,认为江村研究有着跨越"文野之别"的理论及指导现实的实践意义,因此系统地把江村研究深入推进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城镇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相比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水平,从乡村迁移至城镇的人口无疑是影响城镇人口未来规模的更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以及未来经济产业布局的日趋成熟和协调,这种高强度的乡城迁移水平会得到一定缓解.城镇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各类研究和政策决策度都离不开城镇人口规模的详细基础数据.     

社会治理及社会工作的同构演绎

正社会治理,顾名思义,是治理(governance)在社会场域的运用。它既是学术概念,又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术语,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工作发展战略也有所呼应。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同属社会范畴,自然有其逻辑联系,从而社会治理就可以吸纳社会工作的智慧。一、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的理性选择治理源于古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指控制、引导和操纵的行动或方式。在当代话语中,治理的基础品性是主体多元,即政府、社会组织、私人     

儿童临终关怀与社会工作

儿童临终关怀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服务活动,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政策、机制、社会认同和伦理等方面的困境。随着现代整体医疗模式的推广,临终关怀越来越强调跨学科团队的建设。社会工作作为链接多方的纽带,其专业的价值观和方法在临终照顾和丧亲支持环节发挥着特有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儿童临终关怀三个阶段内容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大陆地区儿童临终关怀当前的发展困境,借鉴国外经验,形成与中国具体国情相切合的儿童临终关怀服务模式,从而提升我国儿童临终关怀服务的水平。     

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

本文关注教育不平等状况在不同入学阶段的变化。本文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将随着入学阶段(小升初阶段、中考阶段、高考阶段)的上升而降低,而学校等级的影响将升高,这是差异选拔、个体生命历程发展及早期异质教育三大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采用CGSS2008数据,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显示:小升初阶段的不平等最为严重,随着入学阶段的提升,即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学过程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的影响逐渐被学校等级所取代。早期教育的公平问题必须得到更多重视。     

公益性背景下的公立医院改革

目前有关公立医院改革的讨论，无论从所谓的专家还是到政府的行政卫生主管部门都在强调，公立医院改革要坚持公益性原则（Public Interest Principle），但却从来没有人认真解释过什么是公益性。这对于当前深化医疗改革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多数人往往会将公益性与福利或免费医疗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