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全球化”现象与中国青年

由于计算机网络等通讯媒体的广泛使用以及经济的全球化,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突破国家的界限,形成了以个体为核心的全球性的社会交往模式。“微全球化”研究是一种基于微观视野的全球化研究．其一般模式和共同特点是把个人层面上涉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行为、交往、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作为其研究的切入点,并进而把握某种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行为、交往、关系。“微全球化”现象泛见于与青年群体相关的各种活动和事件中,对青年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抖音”上的个体形象建构与对社会价值观的呼应——兼论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可能性

人们构建形象、呈现自我的方式在自媒体时代不断发生着转变,这是人类学家不得不关注的现象。赵旭东教授指出,“微信民族志”时代已经到来。本研究认为,“抖音”作为当代青年中最具影响力的短视频平台,可以拓展微信民族志研究,但怎样开展“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研究尚无一些有创建的尝试。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可能性,进而厘清了研究对象,且以此为基础,对“抖音”微生活民族志进行了一种探索性的书写,试分析“抖音”短视频对个体形象建构的主观和客观影响。研究发现,短视频内容文本的反复强化特点促使个体有效建构自我形象;在个体不主动避讳被熟人观看时,他们的线下形象与线上形象基本吻合;看似是网民共同主动筛选出来的网红,实则是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反映。     

社会网络资本与社会分层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过程并非简单的市场转型,而是向由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生、动态互补的制度结构转型.在此过程中,作为一种元制度的社会网络资本日益凸显,对人们经济社会地位的获得、维持及流动产生重大影响,导致社会分层机制更加复杂化.关于当前我国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应综合地位结构观与网络结构观、制度建构论与个体建构论的分析视角,重视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     

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日益突出的城市二元化社会现象表明,生活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本文认为,要实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需要改革目前具有刚性控制特征的城市户籍制度.在总结近年来户籍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该遵循渐进改革的原则,并体现三个方面的策略.     

人观理论视角下的祭祀圈研究——由汉人人观的阶序性所进行的整体性解读

关于祭祀圈理论的讨论,基本围绕在祭祀圈理论与其他汉人社会研究模式之关系、祭祀圈的识别条件两点展开.汉人人观中以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为内涵的微观阶序性与以人的等级划分为标志的宏观阶序性,说明祭祀圈所关涉的"圈"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缘空间存在,而是一种被"人观"认识模式塑造的文化概念.     

老龄社会与公共政策转变

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与实施都将在这一前提之下进行。本文以公共政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人口老龄化,以期为推动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转变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应首先寻求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这是推进公共政策转变的首要保障。在此基础上,就个体的微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将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并致力于创造出支助性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就群体的中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增强能动性,使老龄化问题成为全民参与的主题,帮助老年人群体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过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就国家的宏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在老龄化前提下继续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Ann Swidler文化概念来解释国外女性嫁到韩国的结婚行为

近年来,韩国跨国婚姻的比例不断上升。许多学者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跨国婚姻的原因和过程。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其行为所发生的各种机制,尤其是它对女性行为的微观解释力度还不够。为了弥补政治经济学观点的缺陷,本文试图采用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的文化概念,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异国女性嫁到韩国的结婚行为。     

韩国社区的社会网络

自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以来,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通过商务活动、学习交流等方式来到中国,而且,最近韩国人在华居留呈现长期化趋势,在一些大中城市里逐渐形成了被称为＂韩国城＂的族群社区（韩国社区）。在这样的韩国社区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本文以在中国的韩国族群社区为例,探询韩国族群社区网络的情况,和族群社区里的社会网络的特点;以及其社会网络对韩国人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量化与分析

文章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量化分析年龄别居民消费模式。针对同类研究只采用年龄变量作为自变量的不足,在经典的需求和消费函数基础上扩展年龄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获得了更好的解释力和准确性。基于计量分析结果刻画了分年龄、性别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并进行城乡比较。研究发现,居民家庭消费生命周期中存在30~34岁及45~49岁两个消费高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最大的是高龄老人;农村老人在高龄阶段的医疗保健消费明显下降;农村中年妇女的医疗保健支出低于男性。研究认为,应从政策层面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特定年龄性别人群的扶助力度;同时,未来产业规划应充分考虑人口结构变动因素的影响。     

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合作治理机制解析——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

超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类型,其振兴路径尤其是产业振兴的经验对于广大乡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聚焦地方国企参与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合作机制,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政府一元主体结构,以股权为纽带,构建起政府、地方国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组织机制,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但“百村”模式作为将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载体,其治理在实践中仍表现为一种“作为管治的治理”。由于缺乏合作治理理念的价值引领,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搭便车问题使得地方国企尚未完全发挥其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走向合作治理”可以被视作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在此理念下,需从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个维度着手进行全面优化,真正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活力,实现乡村产业更有效、更全面、更充分的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