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流动性评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流动,但户籍制度等特殊国情却使迁移流动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未能伴随其迁移流动而正常流动,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的流动性成为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保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根据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参考世界银行社会保障权益流动性评估体系,从评估框架建构、指标选择、权重确定、赋值计算等方面逐层细化,构建包括政策规定、制度内容、经办效率、权益损失四个维度的中国本土化"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流动性评估体系",用以评估和衡量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的流动性水平。本文应用权益流动性评估体系对中国1995-2017年23年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容及其变迁进行考察和评估,以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流动性水平及其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已经从制度建立之初的基本不能流动发展到现在的较顺畅流动,政策规定完备程度、制度内容一致性、经办效率改善、权益流动性损失降低等各个维度的流动性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但分析说明也还存在或多或少的流动性障碍,部分人群仍然面临权益的较大损失。本文在考察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流动性的政策建议。     

旧城更新中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以上海田子坊商街为例

上海田子坊商街兴起于居民非法的“居改非”,并在领导田子坊实验的基层政府的默许和庇护下由个人的“居改非”蔓延为整街坊的“居改非”.此种庇护所以最后成就田子坊,其要紧处在于它因应了民生改善的诉求,扶持了创意商铺的实验,促进了历史街区的复兴,从而将一个不合法的集体居改非做成了一项有助于旧城区更新和新社区发展的集体的创业,这种“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Communal entrepreneurship)提供了城市更新的新经验,而不同于政商合作大拆大建的“企业化的政府城市治理”(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的主流模式.然而,田子坊的胜出,并未能继续其社区创业的脉络,没有业态和租金的管控,没有自觉促进创新产业的政策和制度,田子坊的火爆反倒令投机盛行并最终不仅损害田子坊的社区性也将损害它的文化性.     

研究人生境界的当代意义

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人生境界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具有时代精神的核心问题之一。提升个体的人生境界对于个体自身和对于当代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显著的必要性。因此,无论从个体的视角,还是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对于人生境界的研究在当代都有十分显著的意义。     

目标、权力与领导力:社区建设协同机制的三维向度

社区建设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行动动力不足的困境,从协同优势与惰性视角,沿目标、权力、领导力的逻辑进路分析,我国社区建设协同行动中存在着目标融合困境、权力调适困境和领导力催化困境,制约了协同优势的产生。基于此,可以尝试在社区场域构建融合动力目标机制、动力引擎机制、动力维模机制的社区建设多元协同动力体系,推动多元主体融合性力量的生成,激发内生的、可持续的协同优势。     

社会排斥视角下贫困儿童的健康公平探讨

儿童的营养状况和身体健康受到经济条件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儿童的身体健康对于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行和持续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家庭条件引起的儿童的身体健康的差异显示出贫困儿童在其生命的起点所处的不利地位。这种不利地位源于贫困又使其滞留于贫困,这个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由于各方面的社会排斥而变得异常渺茫。目前所实现的健康公平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忽视了儿童早期的饮食和喂养,而且对于同等需要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界定。因此,要使贫困儿童能与其他儿童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大城市区域内人口综合管理体制与措施的探索——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外来人口开始涌入城市。城市的人口大幅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不断涌现。发展到本世纪初,甚至部分城市人口已经达到千万。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城市内部处于中心城区的边缘拓展地区的城郊联结地带人口变动异常活跃。这一变动对现代化城市的人口综合管理政策与措施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建议实施适度从紧的人口总量的综合措施、建立完善的外来人口管理服务体制、加大对人的发展的投资、探索和完善人口综合管理机制,如此才能创造一个和谐发展的良好城市环境。     

第二代外来人口教育及社会融合调查研究——以上海为例

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第二代外来人口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它不仅是外来人口本身最关心最迫切需解决的问题，更是城市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对第二代外来人口在家庭和谐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融合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旧商人与新时代：赣州徽商汪德溥的生活变迁（1890-1955）

现代徽州商人与传统徽商一脉相承,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经历对于理解社会转型具有参考价值。赣州徽商汪德溥曾涉足肥皂、茶社、蚊香、酒店、米号等商业领域,以"行商"小生意起家,商业资本和经商能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向中等规模的"坐贾"发展,遇到挫折后又退为"行商"。在职业选择上,其首选是进入公职单位,而非风险偏高的商业领域。汪德溥无论在公职单位还是经商都受到徽州同乡和亲戚的关照,虽然他的生活方式已经高度土著化,当地人却仍然把他当成安徽人。他在邻居、同行及合伙人、街道干部心目中的形象不佳,在"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被当成对立面。1949年以后的社会变迁,对固守传统商业思维的汪德溥造成巨大挑战,对比他在经营、生活、交际、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可以管窥徽州商帮走向消亡的具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