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责任、历史理性与史学职业化

历史研究成为一门职业的学科研究之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无涉"在其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作为职业的史家,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苛求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只求"如实直书"。如果我们承认"人在历史之中",历史学家并非上帝一般的历史看客,同时,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一旦追问自己的研究在当前的意义和价值时,都会涉及历史学家本身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伦理问题。以纳粹大屠杀为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理性的诉求导向和限度,在此历史正义在历史研究中依然是一个潜在性要素。在当前,对历史学家研究合法性逻辑的考量和对历史伦理的考察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历史伦理和史家个体伦理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相互关联的双向性思想过程。     

19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发展速度问题的讨论——以《大公报》社评及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并在社会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合作事业发展速度问题”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舆论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这既是一场理论学术争鸣,亦是一种基于农村合作实践的积极回应。     

内陆区域城镇化进程中民众收入实态探析——基于忻州市三个县域为中心的考察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产物,益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城镇化驱动下,深处内陆省份的忻州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成就,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其中,忻府区、繁峙县和五台县依赖各区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推动其城镇化发展,民众收入明显增加,但在此进程中,受市场因素及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的一些负面因素的制约,民众收入增收步履维艰。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改变观念,使社会中的个体"人"得到健康发展,进而提升民众收入及生活质量。     

治水兴城:宋代以来太原城的生命史——以汾河水患的防治为中心

太平兴国七年,在唐明镇基础上新建的太原城开启了太原城市历史上新的生命周期。但因其地势较低,使水患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由此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应对之策。宋代的太原城规模较小,且为新城,在应对水患方面主要是利用地形营建"柳溪",防蓄结合,兼及景观;明代太原城扩建,面临的洪水威胁亦随之增大,石堤、引河和厢埽工程第一次见诸史籍,另外,还兴修河神庙、娄金神庙与之匹配;清代将护汾八堤与岁修制度相结合,使防洪体系更加完备。水患一方面给太原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大小不等的"灾害",另一方面又间接地塑造了城市景观、城市文化和城市中的人,促进了太原城的新陈代谢。     

近代上海摊贩治理述论

明清之际,松江府一带商品经济发展全国领先,开埠以来的上海更一度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城市。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摊贩治理问题逐渐提上日程。清朝末年,上海地方当局借鉴租界西方市政管理经验,开始局部性整顿摊贩,到20世纪20年代已出现比较完备的专门性摊贩治理规章;进入30年代,政府对摊贩组织管理加强,对摊贩活动限制亦趋严格;抗战胜利后,当局对摊贩的干预空前强化,政府厉行取缔摊贩,导致摊贩与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终于酿成暴力事件,地方当局对摊贩的治理进入弹性化的轨道。     

少数民族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在帝国经济领域起主导作用,支持并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而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并掀起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了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力量。从另一个角度看,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有利于少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工商业者、银行家、资本家构成帝国重要的社会基础;但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衰败,少数民族自身利益得不到保护,政治地位没有提高反而降低。这造成少数民族群体与土耳其统治阶层的对立,帝国的社会基础松动,庞大的多民族共同体瓦解。民族因素是晚期奥斯曼帝国社会变动中一个突出的独立因素;少数民族与帝国的社会变革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1927年阎锡山易帜的政治考量

南方国民党掀起北伐后,原属民国北京政府的许多军事实力派通过易帜倒向革命。阎锡山就是此类易帜的典型代表,但阎锡山的易帜是经过较多政治考量的,他意识到保境危机时,就展开多方"亲睦外交",与各方强大势力博弈,直到认定蒋介石是北伐最后的赢家及投向蒋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时,才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实现山西既有秩序的平稳过渡。阎锡山易帜的考量除了获取个人利益外,也有追求和平有序政治环境的考虑,进而保证既有政治之稳定和影响。     

夷陵之战后统一形势的扭转——蜀汉与孙吴各自战略规划的破灭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鲁肃为孙权提出"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战略规划,之后,甘宁、周瑜、吕蒙都谈到类似的规划,这一规划中,孙吴的军事部署应横贯长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谈到的战略规划是"跨有荆、益"、两路出击,是以襄阳为中心的。蜀汉章武二年(222),夷陵之战刘备战败,收复荆州失地之战以失败告终,蜀、吴对峙中心由荆州西移至永安,蜀汉镇守江北的将领黄权降魏。此前,魏文帝黄初元年(220),蜀将孟达、申耽、申仪降魏,曹魏设新城郡治房陵、上庸、魏兴三郡。孙吴"竟长江所极"的战略规划与蜀汉"跨有荆、益"的战略规划至此破灭,双方丧失了统一北方的可能性,结束三国鼎立,统一全国的任务只能由北方曹魏、西晋司马氏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