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及其所反映的山西基层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发生了民众以抗捐税名义焚烧士绅及新式学堂的＂干草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基层控制力减弱、清末新政中加征新捐税等多个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一场民变。通过乡村失序情况下暴力的社会动员方式,＂干草会＂事件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反近代化＂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权力中空后,士绅与基层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也逐渐瓦解。     

明清时期山西虎的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

历史时期,山西曾是华北虎的重要栖息地.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考证出明清时期山西共计79个州县有老虎分布,发生虎患州县共计33个.虎患发生的原因应从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和老虎自身的习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仅根据虎灾分布状况,难以描绘出老虎清晰的消退轨迹.     

古代帝国的“遗产”与中东历史的特征

古代帝国在中东地区留下的“遗产”中,行省制度、赋税制度等文明成果是中东的财富;多民族融合与文化的兼容并蓄使中东历史呈现独特的风貌;但是,古代帝国的兴衰和争霸留下诸如地区霸权、民族问题、教派纷争等“遗产”,又成为中东发展的障碍,由于这些“遗产”的影响,中东历史表现出以下特征:中东地区战乱频繁;宗教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隅;中东历史缺乏连贯性;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     

传统庙会与乡民休闲——以明清以来山西庙会为中心的考察

庙会为乡村社会民众提供了一个享受休闲的独特公共空间.在庙会上,乡民将宗教信仰、身心娱乐、生计筹划、社会交往与享受休闲融为一体,全身心地利用和享受这一休闲空间.文章通过历史学、民俗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对话来考察传统庙会上乡民休闲的历史表象,旨在揭示近世乡村社会生活实态及其特质.     

山西省现阶段农业生产状况及其结构调整分析

山西省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结构中种植业比重较高、生产水平低效益低、社会需求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等。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大农业大食物原则、节约用水与发展高效农业相结合的原则，山西省现阶段农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是强化特色农业的发展，即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草食畜牧业、优质果业，从而达到使农民增收并改善山西省生态环境的双赢效果。     

论宋代民事立法的划时代贡献

宋代封建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高度发展,导致统治阶级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民事立法新增了对个体权利保护的内容,引起了阶级结构的重新组合,为唐宋变革最后完成的标志之一。文章阐述了宋代民事立法赋予商人、佃客、奴婢的权利,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座高峰。有些法规内容,又早于西欧私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初期的民法典。其根据是两宋民法规范,主要是敕、令、指挥,而非《宋刑统》。     

墨子与韩非君主专制思想的比较

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的混乱政局,诸子百家极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出各自理想社会的蓝图.墨子与韩非的政治思想都有君主专制的成分,然而在出发点和归宿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

代北是北魏政权的基石.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李凭先生<北魏平城时代>都对代北地区的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属开创性成果.尤其是田先生关于拓跋、乌桓共生关系的认识,鲜卑拓跋族一"胡"一"国"的历史定位,为我们对十六国各民族的进退、势力的消长、政权兴衰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受两位先生的启发,本文想以拓跋氏早期北部经略为主要视点,对几个重要时期代北的史实作一些缀合性的梳理,试图提供一个长时段代北历史的轮廓.     

汉魏之际的人物评论与士风变迁

东汉末年人物评论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政治局势的现实压力、乡举里选的传统影响、名士系统的卓然自立等.人物评论的权力掌握于在野的名士之手,其籍贯大多属于文化核心区.人物评论的内容主要围绕才和性而进行,但地域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标,同乡关系更是重中之重.评论活动由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评论轴心构成重层结构.汉魏革命,名士系统的人物评论被官方赋予的中正官所代替,凝结性的社会体系逐渐形成.士人风尚随评论风气的涨落发生转变:汉末刚大方正的儒风,以道家风貌为过渡,转型为魏晋时期的浮华之风.     

论北魏太原士族群的集体复兴

永嘉乱后,衣冠南渡,西晋形成的太原士族交游网络分崩离析。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太原士族群退居幕后,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着力整合乡里社会,太原士族群强力反弹。太原士族群的姻亲大多数是四姓家族和巨姓强宗,姻亲成员多数具有治理并州的仕宦经历。太原士族之通婚既有家族利益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有北魏朝廷控御地方的政策烙印。北魏太原士族群从整体上看处于上升态势,但整体上升过程中,部分家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北魏太原士族群的沉浮,代表汉人家族在异族统治下的基本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