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元赦书》对唐德宗施政的影响

唐德宗于兴元元年(784)正月,在奉天(今陕西乾县)颁布《奉天改元大赦制》(又称《兴元赦书》)。该赦书主要包括帝王"罪己"、赦的内容以及相关行政性处分,它是"罪己"与大赦的典范结合。《兴元赦书》中有关官僚队伍调整、财政和藩镇政策的行政性处分对唐德宗施行政务产生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唐德宗在兴元至贞元年间所实施的某些政策便是对《兴元赦书》的遵循和贯彻。     

南部的设立与猗卢时期的拓跋政局

猗卢“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并未一举实现对原拓跋东、中、西三部的深度整合。南部的设立，在对汉人、乌桓人占相当比重的原中部属众实现集中迁徙和管控的同时，也成为猗卢尝试打破原三部结构的突破口。猗卢由西部进驻中部后，南部成为两重新旧之争的交汇处，故猗卢末年的动乱最终以南部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猗卢“总摄三部”之际，除以六脩统领南部外，应还分别授予了普根、郁律对东、西两地的监管职权，由此决定了猗卢死后三人先后夺得拓跋君位的历史走向。猗卢的“总摄”“一统”以及相关措置，为拓跋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帝制国家的迈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     

明清民国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认知与实践——从阎绳芳到阎锡山

认知与实践是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也受到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以阎绳芳、渠殿飏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已经揭示了昌源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基本原因，即上游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森林覆被减少，从而引发水土流失，最终导致下游洪水灾害频发。他们构建了一个“人类活动—覆被变化—水土流失—洪水灾害”的关系链条，但用风水镇煞法这一“偏方”作为治理良药。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制度的初步建立推动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官员队伍的技术化，这与近代水土保持技术相结合，不但将明清时代水土流失的“定性”认知上升到科学世界观中的“定量”阶段，而且扫除了传统思想的桎梏和制度的障碍，在系统性的治理实践中迈出重要一步。阎锡山曾开出除弊与兴利相结合的“急方”,使植树造林成为一种资源再造工程，但大片森林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又被砍伐，这看似是一个植树与毁林之间的“悖论”,实际上却是实用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主动选择。     

“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