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与乐人交往考

元稹与乐人交往甚密,可以确证交往过的乐人约21位,其中宫廷乐人2位,营妓12位,家伎5位,市井乐人2位;据推测可能交往过的乐人约2位;另外曾经是乐人但后来脱籍为良人的约1位,故元稹约与24位乐人有过交往。这种独特的生命经历影响着元稹的歌诗创作与传播。     

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研究述评

闻一多是与美国意象派有过直接交往并受到较大影响的诗人之一.关于闻一多与意象派这一课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课题的初步探索"、"资料的逐步发掘"、"研究的不断拓展"三个阶段.对其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认真的梳理、评述与思考,将会为本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提供较为完整的学术背景和新的基础平台.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白先勇小说的人物形象与沉沦意识

白先勇的小说中，沉沦意识是一种突出的、贯穿性的精神现象。解读白先勇的小说文本我们发现，无论是一落千丈的末路英雄。围城内外的的悲剧男女，还是认同危机下的海外游子，他们的生存图景都渗透出浓郁的沉沦意识。     

“文学性”与思想性：从维科到巴赫金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对我国文艺理论在80年代以后的发展影响很深,但其重大缺陷是将文学的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割裂开来,也偏离了西方美学和文学研究传统的精华。维科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他的“新科学”所关注的正是文学中思想的独特性。巴赫金认为,文学中思想的形式和类型问题“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研究清楚”,还是空白。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主要内涵就是思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掘文学中的源发性思想。     

消费文化视阈中的《兄弟》映像

在消费文化主导文学艺术生产的时代,余华的<兄弟>深深地打下了消费时代的文化烙印.<兄弟>的畅销,是当前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产物,是余华十多年来在先锋文学领地所聚集的品牌效应在大众文化市场的反映.究其作品本身来看,作者媚俗化的写作姿态,"削平"了作品的意义和深度,其名气所带来的品牌效应已远远大于作品的实际价值.     

简论老舍女性观的时代精神

老舍擅于从伦理意识的角度来展示女性命运,并对女性深层心理进行深入挖掘,由此抨击封建伦理意识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以期唤醒女性"人性"的复归和人的意识的张扬。     

“女娲补天”的全新阐释

《红楼梦》里＂女娲补天＂的故事来自佛教,是《五灯会元》里＂女娲补天＂故事诗意化的演绎。小说以曹雪芹家族百年兴衰史为素材,敷演了贾府百年兴衰成败的历史,借贾宝玉挣脱佛法枷锁、走出浊法和清法迷人的圈子、获得大自由与大安宁的非凡经历写出了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受释迦牟尼生平事迹启发、发愤图强、磨炼心志、摆脱烦恼和痛苦束缚、谱写不朽篇章的传奇人生。神话传说、禅宗典籍、《红楼梦》里的＂女娲补天＂的故事,虽然内容和思想略有参商,但蕴含的精神却完全相同,即体现了传说史上的女娲、宗教史上的释迦牟尼和文学史上的曹雪芹伟大的仁爱精神和淑世精神。     

也论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作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的另一向度的学衡派,一直被冠以“文化保守派”之名,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对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论做历史理性主义之外的探讨,客观评价其为在更高视点上融通中西文化建立具有世界性永恒价值的文化体系的努力,挖掘其所坚持的文学批评的艺术标准,阐述其先行的对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反思等,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理论意义的.     

《爱药》的女性主义解读

当代著名印第安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小说《爱药》对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作了二元对立的刻画。男性多无视印第安文化传统,性格暴戾,结果全都成了生活的失败者;而女性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更为积极,对印第安传统也更为敬畏。从小说中的四位男性和三位女性人物身上,反映出作者的女性主义创作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