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化夷策略——以四川白马土司对白马藏族“化夷”之道为例

四川白马藏族偏居西南边陲之地,其发展受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面临饱腹需求与生命安全的双重挑战。自南宋理宗起,白马藏族开始实施土司管理制度,历任白马土司推行了一系列安民富民、兴学化夷的政策,促使白马藏族逐渐与中原文化相连接,四川白马藏人的认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林纾抄本小说《明时演义》考述

《明时演义》是林纾在民国期间抄写的一部报章小说合集,现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属海内外孤本.小说作者、发表刊物均无记载.本文对林纾抄写该小说时的心境及这部小说的内容作了论述,通过考辨指出,其作者应是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程道一,该文刊于民国时期的北京报刊.抄本小说《明时演义》对了解当时的报刊文学发展及目前的林纾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戴小华游记创作的智慧与艺术

著名华文作家戴小华的游记创作具有独特的智慧与艺术,她描述感受深刻的所见所闻,梳理自然景观的文化历史,突出游历过程的所思所想,建构山水人文的诗情画意,其游记呈现出旷达劲健与细腻洒脱交融的风格,戴小华已成为颇有影响的游记作家。     

论张瑴势力的政治态度与宋、金的应对

张瑴势力是金初平州地区的一股割据势力。张瑴势力对北辽、奚国、天祚帝、宋、金所采取的政治态度,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其割据。但宋、金都有控制平州的志向。北宋希望以承认张瑴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平州的归附,从而恢复汉唐旧疆,但以失败告终。金则希望控制除燕京、西京以外的辽朝疆土。最终,金采取武力手段,消灭了张瑴势力。张瑴势力对时局的态度,以及宋、金对张瑴势力的应对,是辽末金初燕山地区错综复杂政治军事形势的一个集中反映。     

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略论都市化进程中的海上竹枝词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竹枝词出现过一个创作繁盛时期。它的重要标志是将重心转到对大众层面上的生活文化的歌咏。这种转型,不仅回归了竹枝词作为俚俗形态的本位,而且从形式及内容上反映并迎合了近代化过程中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属于韵文学创作的竹枝词,经历了千余年的创作,能在近代形成新的创作热潮,并且转型成为都市文学的一部分,与它所拥有的民歌属性和诗学中的乐府传统有关。从传统韵文学的现代转型与生存的角度,来看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其意义,并把竹枝词看作都市文学和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文化基因和文化要素的存在的角度,重新审视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其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清末浙江海盗治理——以清廷处置台州海盗黄金满为例

清朝末年,浙江海盗丛生。台州海盗黄金满的崛起是当时人地矛盾、社会风气、自然灾害、沉重赋税和官吏腐败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黄金满临海劫狱后,朝廷开始大军围剿,想从源头上根治海盗问题。鉴于无法革除厘税以及地方政府的剿匪不力,再加上内忧外患的云集,权衡之下,清政府允许浙江巡抚刘秉璋招抚黄金满,并将其调离浙江。清政府对黄金满的处置,虽给当时走投无路的海盗一条出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海盗问题。     

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的自主意识

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表达着强烈的自主意识,主要体现在对个体权利的追求、对个体义务的担当和对栖居环境的批判三个方面。这一自主意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外来文化中先进观念的启发影响以及都市环境的孵化培育。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的自主意识是美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实践美学现代性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培育;有利于民主与法制更趋完备的和谐社会的建构。     

中国古代诗话及其汇编之体的承传

中国古代诗话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线索中:一是在单部诗话之体上,有“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之体的承传;二是在诗话汇编之体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据人而编之体的承传。诗话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我国古代诗话发展的走向,决定着古代诗话多方面价值的展开。     

从《山海经广注》图看图像在话语转喻过程中的负作用

在《山海经》三种文本阐释系统(本文、注释、图像)中,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机制,即利用话语的转喻功能,通过寻找、建立殊方异域之物事与现实之物事间的相似和关联,将前者纳入经验世界内,从而达到使受众以“其事质明有信”的目的.比较而言,图像最为直观,对转喻的实际效果影响也最大.但图像不仅有形象化、生动化、趣味化等“正作用”,还可能产生“负作用”.以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图为例,由于绘制者在图像生产中的“同构”方式以及民众思想中近乎固化的文化符号的渗透和干预等,导致信息误传,而由于图像的具象化特征,其所导致的信息误传程度可能远超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