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从理论上说明随着经济增长以及收入的提高,需求结构不断变化确实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并将需求结构分解为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和出口结构。同时分析我国近20年来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利用给出结构变动的测算方法并结合1987年到2005年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说明出口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是最大的,同时给出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     

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与剥夺性积累——评拉帕维查斯的金融化理论

2006年夏,美国住房市场价格下跌,由此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凸显出近30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大结构性转变,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及其危机,也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面临的重大问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腊学者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在吸收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经济学和日本宇野学派货币金融理论的基础上,从金融化的货币特征、金融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以及金融利润的来源与本质等角度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化理论.     

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何者更为重要

卢卡斯(Lucas,1987)通过计算发现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要远远大于存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使得经济增长维持在尽可能高的速度,根本不必关心经济的波动。本文认为卢卡斯的论断不能适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一方面,卢卡斯模型本身的错误和中国经济较高的增长率导致了对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的严重高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较大的波动性导致了对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的低估。本文通过设定修正的模型和数值模拟发现,对于合理的偏好参数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这两种福利成本大致相当。因此,如果政府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么也应该关心经济运行的平稳性。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认为经济的波动无关紧要,那么政府可以采取降低经济增长率以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     

“三农”问题新论

中央政府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全新经济发展思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向,引起了“三农”发展环境的变化,从而导致“三农”问题本身的改变。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问题,当然必须有不同的方案与之相适应,分析国家政策转向,弄清“三农”问题的变化,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战略,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市民带动农民”将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也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彭慕兰“大分流”对经济史学界提出的警示

彭慕兰"大分流"是"加州学派"的代表性观点,但其基本观点实际上是从诺思假说"真正产业革命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派生出来的。"‘大分流’方法论"应当考虑,英格兰本身有调整政策的可能性,毕竟这个原始工业化区域是以一个国家而存在,但中国江南本身没有调整政策的可能性,这个原始工业化区域不过是中央集权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大分流"的研究意味着首先要切入生态经济学,进而围绕经济增长来做文章,这导致"大分流"始终只盯住生态制约。技术变迁的基本要素是物力或人力,制度变迁的基本要素是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观察彭慕兰"大分流"明显缺乏对原始工业化的制度变迁背景作出必要分析。"大分流"的技术变迁起因又涉及立宪共和与君主专制的政体差异,旨在维护专制政体的科举制度不可能以知识存量带来技术创新,在专制下官本位抑制了能够引起社会经济变革的重大技术进步。     

劳动报酬上涨背景下的地区间产业转移研究

劳动成本快速上涨是不是引发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中国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在三大地带之间的优势比较和产业转移基本情况的分析发现,已经发生转移的主要是资源依赖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未发生相对转移。同时,大部分行业的劳动报酬涨幅和产业规模变动在地区间的分布不具有空间相关性,也就是说,劳动报酬上涨尚未成为我国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     

经济发展与碳减排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和碳减排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首要任务是适应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是实现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这也意味着经济发展必须经过一个碳排放快速增加的阶段,而中国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中国在2000年以前在碳减排方面的出色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所致,今后继续保持碳强度下降的关键在于技术能力的提高。     

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劳动收入的视角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前提。本文将2019年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系统的建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21～2022年我国中部地区X地级市所有建档立卡脱贫户和边缘户的全样本面板追踪数据,通过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劳动收入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显著提高了易返贫群体的劳动收入,这一增长效应主要源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工资率的提升及劳动时间的延长。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的就业帮扶政策中,设立公益岗位、推动以工代赈、鼓励创业带动和加速劳务输出4项政策能够直接带来显著的收入效应,而发放外出务工补贴和进行技能培训两项政策无显著的收入效应。同时,非就业帮扶中的健康帮扶和基础设施建设帮扶也间接提高了易返贫群体的劳动收入。第三,防止返贫帮扶政策队伍养护压力或家庭成员健康的农村易返贫户作用更显著。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不足之处是,尚未显著提高易返贫群体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的农业生产活动。本文提出的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内生发展动力效应,对进一步完善农村易返贫群体的帮扶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