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和解制度研究

非诉行政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体现,是现代我国民主政治的产物,是否能完善好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直接决定了我国公民能否拥有真正的民主权.但是由于这项制度在我国建立地比较晚,目前还不是特别完善,存在很多的问题.目前该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传统理念的障碍以及设计程序上.     

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

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新享有立法权的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呈现出制定地方性法规数量有限、地方性法规数量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地方性法规制定地域较为集中、立法内容基本符合立法权限范围的特征;而本享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行使立法权呈现出有关城乡建设与管理立法最为丰富、出现"旧瓶装新酒"现象、越权立法大量存在的特征。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越权立法问题突出、设区的市的立法需求与立法权限失衡以及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难以充分实现。因此,应当通过对《立法法》中列举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后的"等"字做扩张解释,从而扩张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在扩张解释时应当考虑是否具有上位法依据、是否具有实际立法需求、是否严格履行立法程序和是否具备足够立法能力等因素,从而将对立法权限的扩张解释控制在合法、妥当的范围之内。     

二〇一四年:学术-思想界的热点与重点话题评述

与2012年[1]、2013年[2]的学术界和思想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相比,2014年的学术-思想界问题研究,既有连续性,也有所差异。即便是在2014年这一年,与上半年的有关热点问题相比,下半年也有一些明显的新变化、新发展。该文立足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在2014年的整体态势的宏观视野,着重考察有关领域的学术新进展,点面结合,以有关代表性论著为重点,加以综合考察。     

中国古代法“泛刑事化”的法理研究

中国古代的律令制度被认为是"诸法合体"的,也就是说它表现为一种混合法的存在形态。而这种混合法又以"泛刑事化"为其根本特征。正因为这种"泛刑事化"的特征使得中国古代的律令制度成为了一种单纯的惩罚准则,而不具备任何独立和超然的品质,它的品质来源于更为根本的礼法精神。所以,分析中国古代法刑事化特征的成因,并考察它在整个法律史上的表现,对于解读中国法制传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论特区法院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方法

香港基本法作为全国性法律主要在香港的普通法环境下实施。特区法院采用普通法方法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并经历了一个从目的解释到文义解释的转变。文义解释注重基本法文本,这对于维护基本法的权威性是有利的。但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方法明显不同,这导致陆港两地对基本法某些条款的理解产生差异。为消除两地因解释方法的差异所导致的对基本法实施的不利影响,双方有必要相互了解,并调整自己的法律解释方法。     

对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意见反馈机制的思考

随着依法治国步伐的推进,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众要求参政议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公众参与机制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过程中,有关如何健全公众参与意见反馈机制的话题,正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我国公众参与过程中的意见反馈机制存在各种缺陷,必须借鉴域外公众参与意见反馈机制的成功经验,明确健全公众参与意见反馈机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进而提出健全公众参与意见反馈机制的具体对策.     

关于人民法院法规范审查权几个问题的探讨

目前,我国对法院的法规范审查权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落后,已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位阶低于法律的法规范有间接审查的权力。人民法院在审查这些法规范时,应当以其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为标准,不能简单照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查法规范的标准。此外,人民法院对这些法规范进行审查后所作的结论在效力上仅及于所受理案件的当事人,对其他个人、组织或者国家机关并无拘束力。     

从大陆法系模式反思我国法学教育

通过对法国和德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考察,可以发现,大陆法系法律教育虽然从总体上还是重视系统传授和概念分析,但已不限于此,开始融入了实践性的培养方式,如法国的法官职业学校的设置,德国的双轨制教学等。而我国法学教育却还是单一的院校教育,这种情况下,法律专业毕业生很难快速适应工作。     

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主张的结社自由权是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提升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现阶段,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尚未得到实体法的保护与主张。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弱势群体社会权利贫困开始成为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其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成为制约其有效维权的主要障碍。如何在制度层面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并提高其自身争取利益的能力,本文认为,实现弱势群体有组织政治和社会参与尤其是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追逐渠道的建立,是改善其弱势地位的必要条件。     

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主张的结社自由权是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提升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现阶段,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尚未得到实体法的保护与主张.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弱势群体社会权利贫困开始成为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其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成为制约其有效维权的主要障碍.如何在制度层面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并提高其自身争取利益的能力,本文认为,实现弱势群体有组织政治和社会参与尤其是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追逐渠道的建立,是改善其弱势地位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