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主张的结社自由权是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提升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现阶段,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尚未得到实体法的保护与主张.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弱势群体社会权利贫困开始成为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其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成为制约其有效维权的主要障碍.如何在制度层面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并提高其自身争取利益的能力,本文认为,实现弱势群体有组织政治和社会参与尤其是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追逐渠道的建立,是改善其弱势地位的必要条件.     

试析《大清著作权律》的缺陷

《大清著作权律》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移植1899年日本著作权法而成的,而且立法者的立法理念和立法宗旨不成熟,从而使得这部法律存在着一些问题。下面我就分析一下。一、社会背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精神,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法制。[1]1898年,戊戌变法倒在了血泊之中,彻底暴露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的顽固守旧、敌视一     

论宪政背景下的公民财产权刑法保护制度

财产权是公民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刑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宪政背景下的公民财产权刑法保护制度应遵循宪法的基本价值和理念。我国刑法对公民财产权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存在诸多与宪法不相吻合的规定,有必要予以调整,并通过构建违宪审查制度最终实现刑法公民财产权保护制度与宪法的契合。     

科斯命题的澄清

本文首先对科斯命题的各种版本进行了梳理,得出科斯表达的命题是一个经验命题;澄清了两个实证的科斯命题之间没有推出关系、实证的科斯命题与规范的科斯命题之间没有推出关系;论证了张五常所提出的产权版科斯命题没有实证基础,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论证了自由交换版科斯命题、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和完全竞争版科斯命题是否同义反复或者逻辑谬误在于“交易成本”、“自由交换”和“效率”的定义,并且从逻辑上讨论了当科斯命题是同义反复或谬误时的价值。     

中国近代司法审判权的构建途径：权力重构与制度移植

权力一元到三权分立,中国近代社会权力体系的重构可以视为社会各层面政权管理体制上的转变.作为对德、日政体仿效的结果,近代中国对司法审判权体系的认识集中体现为建立独立的司法审判机关,配置独立进行司法审判的法官.但以理想的近代分权模式完成中国政治权力体系的重构,以理想的制度设计实现新型权力规范的正常运行,在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现实的社会适应性难题.     

国家战略物资储备立法研究

加快国家战略物资储备立法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履行国家物资储备职能,完善国家物资储备制度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我国战略物资储备立法存在分散、陈旧以及位阶偏低等问题。推进我国战略物资储备的立法工作,不仅需要明确立法的目的和调整范围,还应当着重分析战略物资储备中的管理主体、模式选择、外部监管和法律责任等问题,以此推动我国战略物资储备的法治化进程。     

中欧监督制度的若干比较和借鉴

运用功能比较的方法,以我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有关监督制度为比较对象,说明二者在历史背景、制度保障、选任资格和功能作用上具有共同的起点,分属以内部监督为主和以外部监督为主的模式。同时,借鉴欧盟监察专员的成功经验,对比我国现行的监督制度和《监督法》,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完善我国的监督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之分析进路辨析——法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分析方法之对比

善意取得制度是现代民法中的重要制度,其分析进路有传统法学和经济学两种。对比两种分析进路,可以发现各自的优劣:传统法学的分析进路局限于价值判断的狭小空间,经济学的分析进路有统一的分析框架。法律经济学为传统法学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分析进路。     

“只能制定法律”的体系解释

《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实践中的诸多例外要求对其作出妥当的体系解释。回应例外的方法论基础在于准确认识规范和现实的关系,政治实践应当保有必要的功能空间。《立法法》第8条包含三组性质不同的关系,应当对该条进行区分式处理。两种形式的法律授权可以作为区分工具,法律授权的严格程度应当与立法事项的专属程度相匹配。三组关系中的立法主体在区分式处理后享有不同的立法空间,但《立法法》第8条仍能以“调整性理念”的形式发挥约束作用。后续研究应当对具体的专属立法事项进行体系化整理。     

中国传统法文化嬗变及其近代转型——媒介变迁视角考证分析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嬗变及近代转型均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口语文化、文字文化以及印刷媒介的变迁史,引导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本载体的发展史,促进了法律的规制效率及法文化的空间传播。在媒介变迁视角下分析法文化的嬗变,其分期可以概括为：口语文化引导下的“礼乐政刑”发轫时期、文字文化引导下的周秦转型时期、口语和文字文化相结合的法文化渐进时期、手抄法律文本转为印刷法律文本的法文化传播发展时期、媒介技术变革影响下的近代法律转型时期。正是透过文字载体形式以及媒介技术的变迁,促进了口语文化秩序向文字文化秩序的转变以及法律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