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组织法发展缺位之检讨

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行政法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的"显学",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立法法、公务员法以及国防法、教育法、卫生法等一大批行政法律[1]得以制定实施,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核心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三十年来行政组织法的发展举步维艰,与快速变革的实际需求形成巨大反差.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方式的调研报告——基于全国十二个省、市公务员的统计数据

重大行政决策是政府行政活动的重要内容,有人说“决策是典型的行政行为,……没有‘决策’,‘行动’将是不可能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的深化,政府在行政决策时面临了很多新问题、新情况,由于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让人担忧。重大行政决策的方式对决策的做出及其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为了解行政决策的方式,摸清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法治视野下的政府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对地方公务员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文围绕调查数据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方式进行了揭示和分析。     

民主、善治与公众参与——湖南行政程序立法在中国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主从政治领域的选举、代议走向行政领域，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具体行政行为等都打上民主参与的烙印；与此同时，强调双方协商沟通并达到社会共同治理的“善治”也渐渐有取代“管理”的趋势。这两个方面的社会进步，其实都集中到行政程序法治建设中。公众参与作为行政程序法的最重要一环，是行政领域的民主制度，是达成善治的途径。《湖南省行政程序条例》的出台，是责任型、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从理念迈向具体的重要一步。从地方扩展到全国，从行政民主跨进政治民主，也许是符合国情的理性、稳妥选择。     

违法电视直销广告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电视广告需求的不断增加,电视直销广告也越来越多地挑战着人们的眼球。其一方面对经济繁荣和消费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小视。据消费者协会的统计,消费者因为误信电视直销广告而购买产品或者服务引发的法律问题呈现逐年大幅度递增的趋势。笔者以规制违法电视直销广告为切入点,研究相关法律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建议,以求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变迁的历史解读和反思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从无到有、逐步扩大的变迁过程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现实国情逐步衔接的过程。但是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是在1982宪法修改过程的后期匆促采用的改革措施，具有浓厚的临时性、过渡性特征，使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立法存在着尚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应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部的立法权，进一步加强全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激活并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监督制度。     

从国家机构的四个维度看中国社会30年之变迁

在八二宪法中,国家机构的条文比重较大.国家机构相对于公民权利除具有工具价值外,也有自身的独立价值.如何以宪法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社会30年来的变迁,国家机构可资参照.通过展现国家机构横向、国家机构纵向、国家机构与公民、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等四个维度,发现了社会变迁的增量发展过程.社会变迁是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相互合力的结果.单个要素如果能和其他要素发生良性互动,则社会的变迁就会相对顺利.     

社会规则规范性之初探

法律理论所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规范性.从奥斯丁开始的命令理论,直到哈特敏锐的发现奥斯丁理论中规范性的缺失,以及哈特理论之后的英美法理学再一次兴起,对于这一系列争论的理清,往往限于“规范性”语词本身的抽象而显得粗糙.文章旨在借由理由这一基本概念,对于哈特的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展现其在理论史中的地位,并进一步明确规范性在争论中起到的线索作用.     

论康德的守法观——从被迫守法到自律守法

普通观念中的守法是被迫守法，康德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区分了自然法则和实证法则，并指出：一旦理性先天地认识到了自然法则，那么，就具体的人而言，在内在层面，该自然法则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自然法权，当他在内心意识到部分外在法则（自然法则）同时也是自己的自然法权时，他只要内在地运用道德律，将行动的准则变成一条普遍的法则，对他而言，自己的行为就是一个“出乎义务”的行为，在守法层面被迫守法就被颠转为自律守法了。     

社会理论的取径与中国法学研究

《社会学家茶座》第24辑的《社会理论中的法》专题，刊载了高鸿钧等先生的一组文章。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高文谈及中国法学的五大误区，将其概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