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背景下检察机关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之再考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背景下,“少捕慎诉”“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理念及轻罪刑罚轻缓化为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提供了契机。但该制度的实体适用规范模糊,未明确认罪认罚主导作用;适用程序较繁琐;我国未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起诉必要性审查机制以过滤不当起诉,导致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较低。故应在“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适用”理念下,明确其实体规定,确立认罪认罚的主导性地位;简化内部审批程序,赋予办案人员适用酌定不起诉的独立性;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起诉必要性审查机制,倒逼检察机关重视起诉必要性问题;同时要激活检察建议制度。     

城市治理法制化：汉口特别市“专家治市”的实现途径——以公安行政为例

1929年汉口特别市建立后,市长刘文岛积极倡导"专家治市"理念,使市政改革呈现专业化趋势。为实现行政活动专业化,消除行政活动随意性,市政会议针对行政权的配置与运行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公安行政活动专业化正是市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公安局拟定《公安行政大纲》,明确公安行政专业化的基本规划,市政会议进一步颁布市公安局组织细则与相关单行规则,将地方公安行政专业化的诉求寓于法制化的实践之中。通过颁布规范化的系列规则,汉口特别市政府运用城市治理法制化的途径,逐步实现"专家治市"所设定的行政权运行专业化的目标。     

论以人民为中心立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意蕴

全国人大新通过的《立法法》修正案规定,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我国立法的根本立场,为新时代全面提高立法质量提供了方向指引,指明了下一步工作着力点。《立法法》的这一规定需要结合具体领域实际加以贯彻实施,包括完善人民当家作主法律制度体系,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体系,健全公平正义保障和共同富裕促进法律制度。     

中国侦查预审功能之实然反思与应然定位

侦审模式的嬗变均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侦查预审职能的科学定位,其中将“补充侦查”“深挖余罪”视为侦查预审功能是问题之根本所在。为发挥侦查预审在把控案件质量、引导侦查预审模式选择等方面的作用,有必要从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检视当前侦查预审功能的落实现状和问题所在,科学界定侦查预审的应然功能,构建以保障侦查质量为根本,以监督、引导侦查为具体的功能体系;并祛除其“承继侦查”功能。     

“回音室”效应下社会化媒体不实信息传播的意见领袖群组识别与分析研究

不实信息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和衍生话题多的特性,是信息管理领域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而“回音室”效应使得社会化媒体中不实信息的传播复杂性急剧增加,给管理决策带来全新挑战。因此,从“回音室”效应视角探究社会化媒体不实信息传播的机理和干预策略,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新冠疫情期间微博平台“双黄连事件”传播数据集为例,开展实验分析。首先,利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用户转发关系网络,并运用聚类模型和设计指标分析该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回音室”效应。其次,探究不实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话题引爆点,构建基于“回音室”浅层传播和深层传播的意见领袖识别模型。再次,通过“双黄连事件”多个平台传播数据集和其他不实信息传播数据集验证意见领袖识别模型的准确性。最后,从政府机构、企业平台和平台用户多角度提出不实信息治理的政策建议,以期帮助决策者更快更好地管控不实信息的传播。     

现代性反思、重建及其对私法文化建设的启示

现代性在带给人类“善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困境和危机,因此,一些思想家开始了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而在当代,现代性则面临着“终结”与“重建”的双重使命,并对私法文化发展趋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也必然对中国转型期的私法文化建设具有很大启示和借鉴意义。     

我国1949—1954年的政体、宪法形式及其反思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普选,该制度由若干板块构成,其中人大系统是主干,而在1949—1954年期间,上述因素还处于缺位状态。当时我国的政体形式有三个特征：政协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由中央人民政府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应确立于1954年《宪法》而不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这一时期我国的宪法形式既不是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也不是不成文宪法,而是由《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和一系列宪法性文件构成的多文本成文宪法,这与我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由单一宪法文本构成的成文宪法有明显不同,是一种短期存在的特殊的成文宪法形式。在多文本成文宪法中,各文本效力有高有低,最高的应是最高机关制定、确立政体形式的宪法性文件;在这一模式下宪法性法律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中有的是宪法的一部分,地位较高,有的是法律,地位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