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的魅力：结构、事件与担纲者

人类历史是结构限制下行动者的行动史。再严密的结构，都会给行动者留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正如地理环境只能影响而非决定人类行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也只能决定行动者会面对什么问题，限制应对措施的可能范围，并不能直接决定行动者如何应对。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面临的根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阐明时代主题、行动者的应对及其后果。关注行动本身的政治史，有可能统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制度史，构成历史的整全理解。关键事件和担纲者，提供了整全历史的切入点。     

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

追寻全球化的缘起,自古以来,人类交往的主要途径是陆路.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东汉甘英望洋兴叹,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不变.至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持续近三十年,形成了人类交往从陆向海发展的强劲态势,西洋凸显,中外交往从陆向海的转折发生;进而满刺加(马六甲)兴起,人类交往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发生,遂使东西方文明汇聚中心从此脱离亚欧大陆,转移至海上,最终奠定了东西方文明汇合于海上的格局,预示了一个整体世界在海上形成.不仅如此,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还宣告了人类以人力与马匹为主交往阶段的衰落,和以科技含量占重要地位的交往新阶段的开始.郑和远航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既是古代传统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改变人类历史的航行.     

宋金之际北方土地制度的变化

宋金之际,幽蓟富户被强制迁往塞外,北方汉族人民的耕地被猛安谋克屯田户占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其最终结果却是封建化范围的扩大。在一段时间内.奴隶数量增多,并不是女真固有的家内奴隶制和债务奴隶制发展的结果,而是女真统治者扩充了中原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作为封建生产关系补充形式的奴隶制。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会是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一个项目 ,旨在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有二 :一是做一个有现代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 ;二是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打下一个基础。现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个研究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下篇)

本文在上篇(见<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之基础上,对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之"知人论世","师古之是"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旨在揭示与展现钱氏史学之深厚底蕴与学术风采.     

元朝宫廷乐舞简论

宫廷乐舞是中国古代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宫廷乐舞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元代的宫廷乐舞有雅乐和燕乐之分。雅乐基本上是前代的延续,燕乐则具有多种民族文化成分,反映出时代特色。元朝宫廷乐舞的建立,与忽必烈推行汉法有密切关系,是汉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霸分张与儒法争流——周秦之际治道的传承、裂变、分化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探讨周秦之际治道的传承、裂变、分化,可以发现,儒家是以“三代”为典型的早期中国王道政治的继承、发掘与发挥者。儒家“导德齐礼”,期以天下归服为政治之纲领,以执政、主政、从政者的德行风化为政治之主轴,以伦理本位的礼贤、礼君、礼民等明“分”致“和”之治为政治之目标,代表了中国政治的王道法统,实质内涵为德礼之治,以各明分位分职的双向互动、有序和谐为原则。法家则变更“法”意,张扬霸道,主以刑法,期以富强,力主法自君出,去私明公,以权势为杠杆,以法令刑罚为工具,以吏治为入手,以强力独裁为价值追求,以严肃尊卑、恪守名分、维护君上之权为依归,可以得短时一统之盛,而不能长治久安。“王道”“霸道”之分张各有所长,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