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卷与尧舜时期的万邦文明

先秦文献<慎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中都有"舜以天下让善卷"而善卷辞让的古史传说.善卷族人的早期居地应在北方,距离位于中原的尧舜禹族邦联盟中心地不远,后经河南浚县有枉人山,南迁至湖南常德市南德山下的枉水、枉渚一带.尧舜禹时期的政治格局,一为万邦林立,另一为各邦各部族之间的政治联盟.善卷族邦也是当时万邦中的一邦.善卷所辞让的"天下",实属当时族邦联盟的盟主之职位.善卷族人所迁徙到的包括常德在内的长江中游地区,自农业起源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有灿烂远古文化,到距今5000-4000年前,更是邦固林立.善卷的到来给这里增添了另一文化色彩.这一文化到了中古以后,成为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灾害与政治:元朝应灾议(谏)政初探

应灾议(谏)政是封建王朝应对自然灾害的一种方式。元朝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统治者提倡应灾议(谏)政,鼓励官员指出朝政的过失,作为施政的参考。元朝应灾议(谏)政主要有两种形式:百官集议和官员上书。元代应灾议(谏)政总体上说效果不大,有时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有清一代,礼学研究集前代之大成.随着清初以来礼学渐兴之势的呈现,以及清廷对礼学的扶植和倡导,至乾隆朝时,礼学越来越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儒臣们上行下效,颇有致力礼学,继起响应者.其中,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发凡起例,宏纲巨目,裒然成帙,最称荟萃五礼.其于礼学之探研纂辑,用力既勤,且成就斐然.对其加以梳理,将有裨于釐析清代礼学演进之大势.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管庭芬花近楼藏书述略

管庭芬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其花近楼藏书有管氏所自藏的手稿本、从友人处所录得的抄本及从书摊上所购得的稿本。其能勤于校雠,藏有精勘本书。还能于浙江乡贤遗著勤加搜访。其收书于史学,颇能补史料之阙,存史传记载之异,为研究古代江南地区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文献基础。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书剑恩仇录》史事钩沉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这部武侠小说,以“康乾盛世”鼎盛期的乾隆中前期作为时代背景而展开故事情节。小说刻画了乾隆的矛盾性格,作者对乾隆的态度则受到了乾隆矛盾性格的影响,任何作家,他的个人情感与创作理性难免有不一致之处。小说在陈家洛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是虚虚实实,以虚为主,那么在帮会的描述上则虚虚实实,以实为主。     

文明探源与炎帝史迹索隐

在多学科共同攻关的文明探源研究中,古史传说的系统整理是基础性工作之一.传说时代的古帝实为历史重大变革的化身,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批判,不足以否定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革的存在.其中,炎帝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史书上有"炎黄"和"黄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赋予了炎帝双重身份,使他既代表了生产经济出现以后的神农氏时代,又属于开启英雄时代历史大幕的代表人物之一,居于文明探源研究两个关键的节点上,纵贯距今1000至5000年前后的整个炎黄时代.炎帝不仅是中华民族悠远文化根系的标志,而且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后,依然极具生命活力,如果追寻其身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分布,甚至可以连接起中华文明发展前行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