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记》的历史之“变”与历史之“常”

司马迁的宏著《史记》在行文中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变与常的观念。《史记》所讲的变有两层意思：一是反映事物自身运动趋势的变动,一是一事物改变另一事物的更改;而《史记》所言历史之常则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先秦时期的德经历了由政权转移的直接决定因素向无足轻重地位的转变,其自身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具有阶段性。这便是《史记》变中有常、常中有变的体现。     

评析国共十年内战时期民办大报中的中共形象——以《益世报》、《申报》、《大公报》为例

国共十年内战期间,民办大报中的共产党形象模糊,《益世报》、《申报》表现出较强的"暧昧"意味,他们一方面追随国民党鼓吹剿共,另一方面又一定程度上对中共予以客观报道。《大公报》对于中共形象则表现出"力挺"姿态。之所以如此,主要因民办报纸商业的性质、生存的需要、标榜民主自由的代言人身份以及其自身定位不准确等因素。民办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既有利于中共扩大影响面,又在某些方面不利于中共形象的塑造,增加了国统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中共形象是中共软实力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国民间大报中共形象的研究可以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路径。     

激进还是缓进:寇松“前进政策”的提出及实施

侵藏急先锋寇松积极主张侵占西藏,周旋和谈,白厅则从英帝国整体利益出发,主张缓进.因此“身居高位”且性格倔强的寇松自然与白厅之间有诸多不同与不和,对藏“前进政策”即为主要表现之一.当然白厅最终采纳了寇松的“前进政策”,导致了1903-1904年英军攻进拉萨,达赖喇嘛出逃蒙古,俄国表现出不满.但拉萨事件后,白厅很快撤换了寇松印督一职,修补对俄关系.显然,寇松的“前进政策”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且白厅自始至终没有完全接受寇松的政策.之前相关文章多从中英双方、英藏双方的角度阐释寇松的“前进政策”,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主要探讨寇松“前进政策”形成的过程,当中又主要梳理寇松与白厅之间西藏政策的争辩,并简略谈及其实施.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

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是我们在研究唐宋城市社会时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的显著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没有酝酿和诞生如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阶层,他们主导了此后欧洲的发展趋势,引领欧洲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形成了城市社会的主体阶层——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通过对城市居民称谓的变化、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以及城市社会重心的下移的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城市社会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     

乾元元年(758)肃宗的天文机构改革

乾元元年,肃宗将天文机构彻底从秘书省中独立出来,并改名司天台,设置通玄院,建立司天五官,扩大官员建制,名副其实地突出了汉唐以来太史及其属僚"观察天文"的职责,进一步强调了"天文玄象"对唐代帝王政治的象征性"参政"作用,充分体现了肃宗在制度建设上"效法天文"的政治理念,对提高唐代天象观测的准确性以及中古时期的"天学"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积极意义。     

周代司徒述论

近年来关于周代官制的整体研究已经取得较多成果,但是对周代的重要职官司徒研究还未深入。周代司徒的起源、职掌和地位的演变等都需要重新讨论。通过对周代司徒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周代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变迁,进而正确认识和评价《周礼.地官》关于“司徒”的记载。     

试论天朝上国观念在晚清的崩溃

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天朝上国观念经历了初步动摇、再次动摇、初步崩溃和彻底崩溃四个阶段.天朝上国观念在晚清的崩溃有其必然性:晚清自身的经济与政治条件的变化;在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中,出现了一个与原来文化完全不同的参照系统,人们由此发现了自身文化的弱点和不足;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割地赔款,造成了人们对自身文化信仰的动摇.     

孔府的自然物信仰

孔府的自然物信仰主要包括祭北斗和祭日晷。祭北斗仪式与恢宏隆重的祭孔仪式相比,简而又简,且被特意遮蔽掩盖,显示出孔府把不属于儒家思想体系的文化信仰遮蔽起来,以示圣裔独尊儒家文化,尊崇隶属道教范畴的北斗信仰,实质仍是维护儒家思想。祭日晷此独特的信仰方式,更深层面地反应了孔府自视傲于封建王朝之上的心态。孔府对于诸多自然现象、自然物的信仰与敬奉,是孔府维持神圣地位不懈努力的具体表现,皆是以孔府自身的切身利益为旨归,只是某些敬奉的方式因朝代的更换而有所变动,其信仰并未摆脱实用功利性色彩,凸显出崇儒重道的文化实质。     

龚自珍政治经济思想脞说——以《平均篇》、《农宗》为重

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完整理解其思想全景的一个重要侧面。《平均篇》、《农宗》两篇文献基本反映了其这方面思想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龚氏以农为重的理想主义模式。龚自珍的经济思想,从根本上讲,是源于其政治思想和社会抱负的。他的经济模式绝对不会触动士人阶层的利益,这是其潜意识中自我认同的精神实质决定的。     

"齐整风俗":汉王朝对社会文化的软控制

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 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