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列维纳斯的主体性反思

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题,主体性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主体实体化到主体性反思的历程。在主体性反思的阶段,休谟、康德以及法国的结构主义者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列维纳斯从存在论角度阐释的主体性反思往往被忽略。列维纳斯运用存在、时间等概念阐释了存在只能置放于主体意识的瞬间,在瞬间中获得肯定性的真正存在。然而这种通过意识置放的存在也陷入了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因为主体、存在、瞬间的结合建构了自身指涉的同一性,限制了主体、存在外在化的可能,因此列维纳斯通过存在论层面的主体性反思揭示出了主体性存在论的局限性,提出要走向他者。     

内涵生成与价值演替——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启蒙研究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启蒙思想的递嬗轨迹,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启蒙孕育期,到维新派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启蒙正式奠基时期,然后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观念上学习西方达到启蒙高潮,将启蒙思想提升为价值的层面。启蒙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并最终转向革命的启蒙。深入分析启蒙在中国的特殊内涵,以此重新审视启蒙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意义,凸显中国启蒙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荀子“天”论思想探析

荀子把"天"界定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这种界定除了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天人相分外,还意味着天道相分.天道相分使天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巫祝色彩和道德价值意蕴,把人从掺杂了各种人为赋给价值的天中解放出来并成为价值的主体.然而道并没有从荀子思想中消失,而是转化为礼,对人性和社会发挥着道德调节作用.荀子的这种天论思想直接决定了其思想路径,决定着其性论和礼论思想的产生,并且预设了人之于自然、人性自身和社会的价值投射.     

实践批判：在康德和马克思的视域中

康德的“实践”主要是指道德实践,实践的唯一根据就是道德律,马克思的实践是指的感性的物质活动,最基本的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是在理性范围内的批判,实践是理性在道德领域的运用,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是关于现实存在的批判,是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现实制度的批判;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目的是为道德实践寻找先天的理性的根据,普遍的道德标准,马克思是通过现实实践的批判为人的解放寻找现实的途径。     

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特点

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华侨的生存状态,从而对他们的生存身份产生了新的影响,对他们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带来新的特点。过去,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一般是为了逃难,如躲避战乱或灾荒,逃避政治迫害;现在,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往往是因为正常的经济交流、贸易活动和技术移民。过去,许多国家要求华侨华人完全接受居住国的文化;现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侨民的多元文化性质。过去．华侨华人不是落地生根,就是盼望落叶归根;现在,他们却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游弋,成为不同文化之间联系的天然纽带。过去,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感情更多地是基于祖国的积贫积弱而盼望中华民族的复兴;现在,对祖国的感情更多来自对祖国蒸蒸日上、繁荣发展的自豪感。     

美丽的幽灵——浅析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

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被认为是对自18世纪以来“无利害的静观”这一美学原则的彻底颠覆。他通过对环境的重新界定,强调人与环境的包容和贯通的“参与性”,建构了一种迥异于传统二元论的全新的环境观。藉此。它的美学成为反传统主客二分及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范本被学者大势颂扬着。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环境美学理论,是一种由更为隐蔽的“人类中心主义”幽灵所主宰下制造出的一种美丽幻象。他对城市景观的理想建构说明他的环境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     

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恩格斯指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最容易理解。这一富有深意的启发性论断为拓展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开掘并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指明了一个重要视角即分工的视角。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和“蒲鲁东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分工的本质并彰显出分工的社会关系内涵,从而赋予分工以透视现代人的生存与现代社会变迁的深层意蕴。     

重读《逍遥游》

《逍遥游》按题目理解即为“逍遥”之“游”,这就是庄子想要展现的气象。但深入理解《逍遥游》却不妨从《齐物论》的“化”字入手,有“化”、不拘执,才能“游”。本文的正式讨论即以鲲鹏的“大而化之”开始。大鹏的“培风”、列予的“御风而行”中“风”的意象以隐喻的方式表明“道”具有使人的个体主体性“化”于其中的力量。《逍遥游》的后半部分都是在彰显“无用之大用”,庄子告诫我们要从有限有待的“小用”中退身而出,进入无限的道境,从而获得心灵的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