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利婚姻"——以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为例

在《人类婚姻史》中,韦斯特马克对人类缔结婚姻的经济动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他指出,婚姻往往受到经济因素的很大制约,因而其实质是“实利婚姻”,而不是爱情婚姻。从“人类的性选择”、“作为结婚条件的诸方意愿”、以及“结婚率和结婚年龄”这几个方面来看,“实利婚姻”的性质非常明显。     

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及得失

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历史客观性的基础方面,以人的活动反对文化价值;二是从方法论上,以总体方法反对个体方法;三是认为每一种方法与阶级存在密切相关,无产阶级超越资产阶级就是超越直接性,以具体的中介反对直接性。卢卡奇将方法与论点对立起来,仅仅推崇方法的做法使正统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唯方法论。其次,卢卡奇从方法论上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略显片面,缺乏全面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卢卡奇在批判中认识到了中介的重要性,这为中介的本体论转向奠定了基础。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既有得又有失,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     

恩格斯晚年宗教思想研究

宗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并始终对人类文明进程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作为马克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毕生关注着宗教现象。在历经前期探索基础上,恩格斯晚年更是对宗教问题给予了极大兴趣,撰写了一系列理论著作,从多个维度剖析了复杂的宗教现象：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述宗教特质;基于辩证思维彰显宗教功能的双重性;立足唯物史观视野剖析宗教的历史形态变迁及其未来的自然消亡等。此外,恩格斯还对具体宗教现象或宗教问题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近代科学诞生时期宗教与科学张力关系以及早期基督教起源问题等,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展现成熟宗教理论的解释力,并透视出其晚年宗教研究的历史底蕴。可以说,晚年恩格斯宗教理论具有总结意味的系统化、理论化,也对我们把握当下宗教现象具有启示意义。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思

终其一生,海德格尔都是行走在通往形而上学本质的存在之"思"路中,对他来说,这一思之路乃是通往存在的现象学之路:通过现象学还原,返回到存在的源初含义未曾被遮蔽的古希腊思想的开端;通过现象学解构,重新阐释由柏拉图发端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史,以获得关于存在问题的源始经验;通过现象学建构,在新的地基上寻求一种解说存在意义的新境域,从而为我们开启一条通达形而上学本质的"林中路"。     

"马克思式的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探析——兼评柄古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日本学者柄古行人在其专著<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主张,应该以"马克思式的阅读"方法来读马克思,作者以此为中心探索并回答了读什么、怎样读以及为什么读马克思三个紧密不可分割的问题.毫无疑问,阐明"马克思式的阅读",必将为进一步探讨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旅游目的地导向的资源分类、评价体系研究

考量旅游资源的核心指标,是科学评价这些资源在一定地理空间上是否能够同旅游专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其他条件有机配置,成为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旅游目的地以及目的地的吸引强度和辐射能力的大小.鉴于此,笔者认为应构建一种新型的以旅游目的地为导向的"H-CSSR"资源分类、评价体系,科学合理地评价资源,有重点、分主次地实现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布局最优化,打造竞争力强的旅游目的地,实现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历史及其转变机制分析

世界历史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交往普遍化的基础之上,它的完成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联系在一起.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现为历史必然性和主体选择性、整体同质性和多元差异性、客观实在性和价值指向性、渐进性和跃迁性的统一.世界历史在资本的推动下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现阶段呈现出高速度、高风险、复合型依赖等特征.     

公民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公民社会话语在当代中国语境的逐渐兴起,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成理论界的一大景观。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公民社会是透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崭新视域,人的全面发展是公民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要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价值诉求(下)

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以三种价值诉求呈现出来,即政治诉求、学科要求和生活需求.三种价值诉求具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基础,即市场社会的建立与发展.这种共同的生活基础为三种价值诉求之间的通约创造了可能性.而在实现诉求的具体道路上,三种价值诉求之间存有三种可能的关系状态:阻隔、通约与超越.探讨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以及相互通达的可能性,无疑是人们当下研究马克思主叉中国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普遍利益与公共利益批判

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矛盾的求解由来已久,在长期的历史中,这一矛盾被转化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问题。黑格尔希望以理性国家来升华市民社会,卢梭寄希望于个人的心灵默契,哈贝马斯等吁求在公共领域中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和监督,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需要实现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超越,达致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今日中国,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的理想为旨归展开公共性批判,尽可能地达致普遍利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