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价值·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者关系的哲学辨析

价值概念的主体哲学辨析是价值观念实践效能发挥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视野中审视价值领域的相关概念:共同价值基于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诉求的中国价值倡议,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我美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现阶段人民共同诉求的民族性价值凝结.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我们宏观把握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者关系的哲学基点.充分确认人类共同价值,吸收和批判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然的价值选择方向.     

中共党史学学科性质探讨

中共党史学学科性质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学界形成关于了中共党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观点;把握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性对于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特征探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性命题。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呈现出:改革与建设相互伴随科学发展的实践特色、继承与超越深度结合创新发展的理论特色、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和谐发展的民族特色、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和平发展的时代特色。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特征,对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党内条例的内涵演进史探究

新时代，党中央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不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党内条例作为第三位阶的党内法规，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党内条例的内涵经历了以含义嬗变为过程的概念定型、以内容充实为重点的领域定型和以体系构建为目标的地位定型的演变过程。党内条例的内涵完整地表达了党内条例这个党建概念所规范的领域以及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乃至党的建设体系中所处的关键位置。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探究党内条例的内涵演进史，对于加强党内条例建设、丰富党内条例理论、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阿伦特认为,个人对极权主义的盲从是导致人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以艾希曼为代表的作恶之人,缺乏明确的作恶动机,犯下了"平庸"的罪恶。阿伦特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政治事件中,看到了缺乏思维能力与作恶之间的紧密关联,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是产生"平庸的恶"的根本原因。个人的"平庸的恶"与极权主义的"极端的恶",共同摧毁了人的自由和尊严。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方式,它能够通过反思经不起检验的规范、释放评判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有效地抵抗罪恶。     

重大疫情中“陌生人社会”的焦虑、理性与秩序研究

疫情式的“陌生人社会”往往与重大疫情一起发生，并呈现出人际间的信任危机、社交恐惧、个体性孤独等心理状态，其不仅强化了疫情防控中的社会焦虑，同时深刻影响着疫情中人的理性化与社会的秩序化。然而透过理性窥探可知，疫情式“陌生人社会”的真实样态是短期性而非长期性、操作性而非道德性、群体理性而非群体非理性的。这就要求将重大疫情中“陌生人社会”的内在理性秩序强化与外在非理性秩序弱化相结合，通过加强宣传工作、舆论引导与组织管理等对策，弱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中“陌生人社会”的非理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