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发掘的新思考——殷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感

本文对殷墟近80年的发掘总了阶段划分,对每一阶段的收获作了简要的回顾。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殷墟以后的发掘提出自已的看法,认为随着殷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殷墟将得到更加完善地保护,殷墟的发掘也随之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和主动性。     

教育改革与区域特点及区域发展——一种文化的思考

教育改革从根本上讲是种发生在一定文化背景冲突中的文化行为,是一定时空中教育的"供"与外界对教育的"求"在文化上冲突的表现.教育改革设计区域化是一种把整体教育改革方案加以操作化处理的有效方式,对相应区域的持续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教育发展总的要求与区域特点的紧密结合从来都是实现教育改革成效最大化的必由之路,并在教育改革中实现教育的"供"、"求"文化间的一致和发展.     

墓葬研究与中国文明探源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墓葬无疑是最常见的遗迹。我国历年积累下来的考古资料中,也以墓葬资料最为丰富。无论从那一个角度说,考古研究中任何对墓葬材料的忽视都是不应该的。文明起源的研究当     

“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评估研究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到了关键时刻。中国在双碳目标下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和建设绿色“一带一路”,资金问题是关键挑战之一。根据“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接受气候投资现状,基于65个伙伴国家最新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定量分析其气候资金需求并进行合理性评估。经测算,“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到2030年累积减排总量为9148Gt CO2-eq,减缓和适应资金比例约为5∶3。通过构建成本核算模型,计算出“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碳减排平均成本为7475美元/t CO2-eq,气候变化资金总需求约为1144万亿美元,而根据UNEP每单位合理减排成本标准计算,“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合理资金总需求应为585万亿美元。为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与开展气候国际合作,伙伴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NDC),提高气候资金需求合理性,形成和实施“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战略,促进伙伴国家系统性开展气候治理,努力实现15℃/2℃全球温度控制目标,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和走向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影响研究

为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交通-经贸”的影响,推动沿线地区经济协同发展,选取亚欧通道沿线24个经济体的2010—2019年相关经济数据,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将研究样本按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组回归,探讨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不同样本组的影响; 通过测算沿线国家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各国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并概括其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分组回归结果有所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系数显著大于发达国家; 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显性竞争优势指数整体较高,运输业直接投资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影响各国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与亚欧通道沿线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呈现协同发展趋势,大多数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运输服务贸易均呈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研究表明,需要发挥物流枢纽的规模经济效应,构建“海-陆”联动机制,创新“交通-经贸”发展模式,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契机,以内陆港和自贸区建设为依托,推进内陆地区“物流、经贸、产业”深度融合,是培育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有效路径。     

FDI与我国绿色发展关系研究

从FDI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和政策效应4个方面,分析了FDI与我国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认为:FDI产业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都对我国节能减排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FDI区域结构效应影响不一,对我国中部地区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但对西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FDI规模效应显示有的污染物已迈过倒“U”形拐点,但有的尚没有.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加强FDI对我国的“污染光环效应”,防止“竞争到底模式”和“污染避难所”效应出发,提出了利用FDI促进我国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学风与治学之道

所谓学风,对学术机构来说就是治学的氛围和风气,对学者个人而言则是治学的态度,两者相互依存。但是,归根结底学术机构的学风,对多数学者治学态度的走向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论当代埃及的社会结构与发展困境

本文借鉴社会学理论,依据统计数据和学术文献,对当代埃及社会结构进行研究,得出的基本判断是,当代埃及社会依然是中间层及以上30%的人口与其余70%的人口二元对峙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的普遍贫困,造成了埃及三大发展困境,即人口与人力困境、储蓄与投资困境、治理与政治困境。埃及必须有力地推进社会结构转型,促进社会结构现代化,即埃及政府需要大幅度地提升中间层人口所占比率,降低中下层特别是底层人口比率,从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亦即供给侧等方面进行有效改革,方能破解埃及发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