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派生诉讼在中国的有效适用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法所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规范大股东和董事的行为、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有特殊的作用。中国的公司法对这一制度未作规定，是导致许多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滥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法院已经依据公平原则受理并判处了几件派生诉讼案件，但多数法院在受理和即判的态度上很迷惘。作者提出在公司法确立这一制度前，可先行由最高法院制定出司法解释以指导审判实践，并对该拟制定的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提出了学术意见。     

邓小平社会主义创新思想探析

创新是社会主义活力所在，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在。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当代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全面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应该、善和价值的存在性质

应该、善、价值的存在既具有特殊性、相对性、主观性,又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客观性,因为一方面,应该、善、价值的存在被主体的特殊的、相对的、主观随意的需要、欲望、目的和客体的特殊的、相对的事实所决定,因而具有特殊性、相对性、主观性:它们是依主体的意志而转移的,是因主体的不同而不同的,因而是特殊的、相对的、主观的应该、善和价值。另一方面,应该、善、价值的存在被主体的普遍的、绝对的、客观必然的需要、欲望、目的和客体的普遍的、绝对的事实所决定,因而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客观性: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是对于任何主体都因其有相同的需要而同样是善的、应该的、有价值的,因而是普遍的、绝对的、客观的应该、善和价值。     

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

北京城的规划建设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其空间结构的最大特点 ,突出显示在全城自北而南的中轴线上。迄今依然屹立在这条中轴线上的紫禁城 ,工事辉煌 ,原是皇权时代的核心建筑 ,而今作为故宫博物院 ,已属世界文化遗产 ,可以看作是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原在天安门前号称“天街”的宫廷广场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 ,已经扩建为古今建筑交相映辉的城市广场 ,无疑是第二个里程碑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选址 ,导致了全城中轴线向北方延伸 ,而最近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 1 991年至 2 0 1 0年 )》又进一步要求“中轴北延长线要保留宽阔的绿带 ,在其两侧和北端的公共建筑群作为城市轴线的高潮与终结 ,突出体现 2 1世纪首都的新风貌。”这无疑是城市规划建设中第三个里程碑的新形象。其次 ,这一新发展 ,终于扭转了历史上中轴线一贯向南延伸的趋势 ,是有着划时代的涵义的     

面对鲁迅晚年思想的矛盾和难点——读竹潜民《鲁迅晚年思想的当代解读》

专著<鲁迅晚年思想的当代解读>的特点是强烈的问题意识;清醒的当代意识;审慎的历史意识.这三者的结合,使该书较好地做到了历史性把握和当代性阐释的融会贯通,使一些本来复杂的历史和理沦问题,得到了既颇富思辨色彩又令人信服的解答.     

保险代理人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保险代理人的管理影响巨大。利用保单类别噪音模型进行的理论分析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获得一个良好的均衡结果，保险公司应对保险代理人保持适当的怀疑，将保单质量与代理人的报酬给付联系起来。进入门槛抑制道德风险的作用关键在于保证一个可置信的威胁，最优均衡的达到有赖于外部力量，这就要求行业协会和监管机构的作用应进一步加强。     

金融微观规制变迁与银监会的制度价值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立通过专业化经济提高货币政策和微观规制效率,促进央行的独立性和金融(银行)规制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要避免因旧体制下的一系列问题在银监会的传染和复制,必须实现国有金融所有者与金融规制者的身份分割,使国有金融退出竞争性金融领域。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政治建设

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思考的问题,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间毛泽东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并在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方法和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思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而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债转股成功运作的策略

债转股是解决企业负债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债转股策略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实施债转股后的企业要有一个良好的经营效果 ,为此 ,需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包括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的内在约束和激励机制 ,政府要加大改革力度 ,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 ;培育和改造资本市场等。     

痛苦的社会建构——一个女子的口述史分析

本文是对一个女子所做的口述史分析 ,作者在此建构了一个女性主义文本 ,并在访谈者和被访问者的共同创作中完成了叙事。同时作者给出一些背景介绍和说明 ,以展现出叙事的构建过程 ,并表明自己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会影响到对这部口述史的解读方式。最后作者提出被访者的个体经历和痛苦可以成为一个合法的叙事主体 ,进而表明这种痛苦是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型塑和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