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偏差与双向倒置：农村留守儿童短视频成瘾研究

研究当下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意义重大。近年来,观看短视频逐渐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的主流文化消费形式,而短视频成瘾现象不容忽视。基于赣北Q村的农村留守儿童与短视频互动的案例,尝试从结构性视角及“偏导－倒置”的研究路径出发,探究农村留守儿童短视频成瘾的深层缘由及影响。研究发现,短视频以生活视域进入农村留守儿童内心世界的下沉路径,并与农村留守儿童的猎奇心理、沉浸心理、孤独心理与消费心理耦合,构成沉迷短视频的具体表现。在社会、家庭、传播技术等结构性因素的引导偏差下,农村留守儿童形成“双向倒置”的行为机制,最终产生动态成瘾的后果,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在现实生活与教育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家庭、企业责任等层面努力,培育出农村留守儿童回归社会与教育的主体性自觉。     

乡村技术治理的实践过程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在社会变革、信息技术普及、国家治理转型和乡村治理转型等因素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中技术治理逐渐兴起,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治理效能,不断重塑乡村治理样态。技术治理作为一种现代化治理方式,其本质追求是善治。然而,实践中技术治理的政绩化、监督化和科层化倾向导致了技术系统的泛化和“技术控制”的强化,使得乡村治理被技术系统困住。技术治理与乡村社会、乡村治理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张力,偏离了善治的本质。对此,应当积极引导乡村技术治理回归治理属性,把以人为本、解放乡村干部、适配基层社会、回归善治本质作为目的和归宿。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技术治理的加持,而只有将技术治理置于善治的考量和目标约束之下,才有利于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     

论乡镇治理体制的变迁与改革——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通过考察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乡镇体制变迁并总结其经验、吸取教训,可以梳理出近代以来乡镇体制的变迁逻辑与发展规律,以期探索现代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原则、发现未来乡镇治理体制的理想模式。     

传统秩序的危机与治理的兴起——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通过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及时代状况的考察,厘清了由此分别引发的政府无秩序、市场无秩序是治理兴起的内在原因,以全球化、风险化、信息化、知识化等为表征的后工业社会来临及其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而所谓治理正是包括政治机构在内的社会互动各方通过合作寻求规则之序的过程。     

非正式规则的生发机制及其实践形态

已有的关于规则生发机制的一般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真实世界中非正式规则生发机制的复杂面向及其制度本相.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除了存在作为正式规则的“源头活水”、“搭乘元素”、“解压信息”的非正式规则之外,还存在着作为正式规则的“竞争对手”、“次级效应”、“试错先锋”的非正式规则等实践形态.只有通过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张力进行微观透视,并超越“二分法”的思维定势,才能更为清晰地阐明非正式规则的生发机理,进而彰显其复杂的、多维的存在形态.     

农民与现代化:平等参与和共同分享——国际比较与中国进程

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世界性难题.从国际比较看,世界各国和地区都经历过农民不平等参与和不能分享现代化的过程,只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在当代中国,农民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分享是一个突出问题.第一次工业化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第二次工业化及其城镇化进程出现的是城乡差距.当今正处于现代化中期,特别需要从权利、条件和能力三个方面重视农民对现代化进程的平等参与,从均等享有和特殊保护两个方面促使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涉农政策满意度如何影响村民自治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政策与村民自治是三农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2017年3844位农民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考察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的关系,并进行异质性和影响路径的分析与讨论。研究表明:涉农政策满意度可归因为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和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其中,农民对保障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要高于对综合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越高,其参与村民自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且对农村男性、老年、中等收入家庭农民的影响尤为明显。从影响路径看,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主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政府满意度来增进村民自治的参与度,而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通过这一路径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表现并不明显。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涉农的相关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村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以钱养事”：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新探索

国家＂以工补农,以城支农＂及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乡镇政府逐步由管治、汲取转向服务,这迫切需要改革既有乡镇事业单位体制,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湖北省咸安区的＂以钱养事＂改革正是对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总结其改革经验、发现其改革不足、提出后续改革对策,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

长期以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被奴役性、停滞性的"东方专制主义"所定格。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崛起的事实,不断挑战这一"千古传奇"和"历史定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并不是源自西方自由主义的进入,而是源自长期被思想界所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从主体看,东方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农民自由主义,核心要素是自由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种在自由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农民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潜藏于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创造了世界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同时,它也受到专制政体的压制。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对中国数千年以自主性和积极性为核心的农民自由主义传统的尊重,同时又极大地释放了被压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由此促成了中国的崛起。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大提升了东方自由主义传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