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供应者质量安全认知与行为分析——基于浙江500位茶叶供应者的问卷调查

茶叶质量安全问题制约了中国茶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茶叶供应质量控制主要环节结构体系,对各环节供应者质量安全认知与质量控制行为考察,利用TOPSIS模型对茶叶供应质量控制关键点进行分析,归纳出当下茶叶供应链质量控制关键环节、重要环节和普通环节。研究表明:茶叶种植者、加工者质量安全基本认知程度较低;供应者在产前环节、种植管理环节、加工环节、储运销售环节中的部分质量控制行为薄弱。茶叶供应者素质良莠不齐是质量安全认知层次不同的主要原因,因此,需对不同供应者有针对性地进行质量安全认知强化。     

中国土地出让收入:过去、现状与未来

针对当前土地财政中最受关注的土地出让收入,文章通过分析其1999-2013年的变化趋势,剖析了土地出让收入状况;从土地出让面积、省际土地出让收入与土地财政依赖等三个方面论证了土地出让收入是可持续的;但土地出让交易过程与土地出让金支出过程存在一些问题,如制度不完善,交易费用高昂,资源浪费严重等。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社会正义的实现:从“排斥冶走向“包容性政策冶

我国社会政策经历过一个建构与重构的过程,但排斥性是一以贯之的主基调.随着人类从工业社会逐步迈入后工业社会,基于差异承认与平等实现而形成的二维正义观登场.而现行社会政策既无法体现对差异的尊重,也无法保证平等实现,从而呈现出对正义的偏离.只有建立起包容性社会政策,尊重个体差异,同时保证多元主体享有共同福利的机会和水平,才能实现正义.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统计检验

文章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流到户籍所在地的中小城市这一现象,通过Stata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个人因素中年龄和教育程度有着显著影响;家庭因素中婚姻状况、女儿人数和外出劳动力数量有着显著影响;流入地因素中信息来源和受访地区有着显著影响;流出地因素中房屋产权拥有度有着显著影响.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感知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不可避免地会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就业产生直接影响。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求职难度的变化和收入水平的变化等两个方面考察了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压力感知的现状、特点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38.76%的农民工感觉近两年求职难度增加,34.06%的农民工近一年内出现了收入水平下降。基于Heckman两步法的计量检验显示: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高于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并且中老年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更高,女性农民工的求职压力大于男性、但收入下降的压力却低于男性。而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下降。雇主或从事自营工作,以及在个体及其他所有制就业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下降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华南和华东地区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并且就业压力在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的大变革时代,它在科学技术上的标志是创造性技术的不断涌现。同时,创造性技术内蕴的变革力量正在解构那些由旧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因为它们阻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说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治理方式是与工业社会模仿的科学技术相适应并为其创设一种竞争性的环境的话,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及其聚合需要的则是能够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和合作精神的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对于这种全新的政府模式而言,它不仅要为创造性技术的发展与聚合创设更具合理性的环境,而且还要积极引导这些技术的应用朝着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     

基于区域合作治理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考量

文章依据调研数据,通过Logit二元选择模型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若干因素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指出区域合作治理能够较好地释解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面临的困境,提出有效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需要转变思路、创新治理方式,构建区域合作治理机制。     

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农民工自我雇佣

文章基于2009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选择和自雇收入的影响,并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实现的非正规金融支持路径。结果显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实现,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可以为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创立提供部分启动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并且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民工自雇初始投资中非正规金融借贷金额越大,比例越高;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业的后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社会资本存量越大,农民工自我雇佣经营收入越高。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以内生交易费用的视角考察现阶段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发现股权集体股的设置导致部分资产产权不清晰,股权封闭和政经不分带来合作社的内部监督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从而引起村干部管理者寻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市通过集体股确权到户和股权固化,实施合作社“代理记账”,建立村集体财务监管平台和资产交易平台,实现“政经分离”及开放治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晰了集体资产产权主体,建立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减少合作社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经验表明,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力量的恰当发挥是改革的成功前提,同时也要尊重合作社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赋予农民清晰完整的股权,建立顺畅的股权流转体系,有利于合作社内部治理体制的完善;合作社管理者的行为规范还有赖于政府实施的外部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