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与现金股利政策

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范围内频发"股利消失"现象。内部控制为这一特殊的股利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以我国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内部控制对现金股利分配力度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分配力度越弱,表明风险管控占主导作用,支持"替代模型"。进一步分析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与所在行业分配力度的差距越小,表明现金股利处于合理区间内,驳斥了过度规避风险的观点;检验分配倾向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检验内部控制五要素发现,除内部监督之外的四要素与分配力度显著负相关。     

企业的公共服务追求:内涵与动机

公共服务是联系政府与企业的重要纽带,企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需求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深刻影响着现代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变迁。其中,企业以需求者的身份要求政府,有助于提高政府能力和政府质量,此为企业追求公共服务的第一要义;而企业以供给者的身份要求自身,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能力和素质,此为企业追求公共服务的第二要义。"企业追求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为理解和定位现代社会中的政企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     

论汉族人坐姿变化的美学意义

汉族人的坐姿,从席地而坐,到屈膝而跪,再到垂足而坐,表面上看是生活习俗的变化,也有异域文化的影响,但其中却蕴含着人的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寓意着人类的生活体态从自然→规矩→自由的发展轨迹,因此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村文旅产业作为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类型,也是产业振兴的重要环节,其发展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乡村产业兴旺发展、乡村居民增收、生态宜居乡村环境建设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聚焦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演化博弈模型了解利益相关者行为互动,并探索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政策的实现路径。通过分析发现,文旅融合可以作用于经济增长、乡村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进而影响到乡村振兴发展。政府在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需要适时地调整奖惩机制,在融合过程中协调各方关系,以实现参与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形成新的乡村产业发展优势和增长点,助力乡村振兴。     

善意嫉妒和恶意嫉妒对旅游意愿的影响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国外旅游研究开始关注嫉妒情绪对旅游意愿的影响,然而目前学界对其内在作用机制的讨论相对不足。其中,特别缺乏从善意嫉妒和恶意嫉妒两个维度对旅游意愿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与比较的研究。文章基于平衡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探讨善意嫉妒和恶意嫉妒对目的地旅游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善意嫉妒正向影响旅游意愿,而恶意嫉妒对旅游意愿没有直接影响;目的地态度在善意嫉妒与旅游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恶意嫉妒与旅游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钦佩性自恋负向调节了目的地态度在善意嫉妒与旅游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正向调节了目的地态度在恶意嫉妒与旅游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线社交知识共享平台的多阶段定价策略

知识共享经济为知识生产、交易、传播提供了崭新的模式和渠道.为促进这一新兴商业模式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从双边市场特征出发,综合考虑知识产品时效性和社交特征,构建多阶段平台最优定价模型,并通过知乎Live实证数据实现模型参数估算和数值求解.研究表明：1)本文所得的定价策略与平台实际运营情况相符,并同其他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和先进性;2)在平台发展的初创期和成长期,用户规模的扩散率和初始规模对平台定价策略均无明显影响,但在成熟期初始规模对平台收益有正向影响;3)知识产品时效性及社交特征所影响的主体不同,产品时效性越大对平台发展和运营越有利.产品社交特征对平台成长期有正向影响,但对成熟期造成负向影响.时效性及社交特征对平台影响具有叠加作用,且社交特征影响更大.     

媒体报道与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金持有水平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财务决策,时刻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然而超额持有的闲置现金却容易被大股东和管理层随意挥霍甚至侵占,滋生严重的代理问题.本研究从代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和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以2004年—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0 710个公司/年度观察样本为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水平高的公司,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更低;同时,发达的制度环境会增强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则会降低媒体报道对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进一步还发现,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而媒体报道能够降低公司持有超额现金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金持有和媒体报道等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关系：中美比较

  上证50ETF期权上市至今,中国期权市场表现出很多与美国市场显著不同的特征,由此引申出关于美国的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期权市场定价是否有效的争论。         基于2015年4月16日至2017年12月29日的中国上证50ETF期权数据和美国S&P500期权数据,以股指收益率与波动率的相关系数以及股指收益率的历史分布为工具,从整体特征和横截面特征两个维度,研究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以使用期权市场数据计算得到的隐含波动率数据、波动率微笑和实际波动率数据、0Delta组合的超额收益为工具,研究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实际关系;针对上述理论关系和实际关系进行中美比较。由于理论关系研究中未使用期权数据,因此通过比较上述两个维度下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的差异,可以对中国期权市场的绝对定价效率和相对定价效率进行探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体特征上,美国期权市场中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相符,美国期权市场在绝对定价效率维度上有效;中国市场,尤其是牛市样本中,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不相符,中国期权市场在绝对定价效率维度上被高估。在横截面特征上,美国期权市场中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相符,美国期权市场在相对定价效率维度上有效;中国市场,尤其是牛市样本中,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不相符,中国期权市场在相对定价效率维度上无效,低行权价的期权被低估、高行权价的期权被高估。在上述两个特征的研究中,相应构造的0Delta组合(策略)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通过中美两国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的研究,发现中美两国的市场状况存在差异,在中国期权市场上的研究和交易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经验,要仔细研究和利用中国市场的当前特征。监管层也应完善中国股票和期权市场制度,降低期权交易成本,实行股票现货交易(t+0)制度,完善股票现货做空机制,以使套利机制可以正常发挥作用,改善当前上证50ETF期权市场被高估的现象,使期权的保险功能正常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