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叙事逻辑批判与中国形象国际认同的叙事重塑

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对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报道镜像囊括了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表现于微缩层面的“中国防疫”“中国倡议”“中共党史”“国家形象”等。“恐中”报道的底层逻辑建立在丑化、贬损中国形象的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黏附时代议题的新闻炮制、冠以“正名”的意识形态内容嵌套、扩大“恐中”传播的措辞加工、强化“恐中”传播的“媒体联盟”等。审视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镜像表现和内在逻辑,目的在于从聚焦并澄明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具体内容出发,揭破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存续逻辑,“有的放矢”推进内生性新闻报道和充实国际话语传播场域,形成内外双向一体化格局的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建设进路,共促新形势下国际认同建设取得实质化成果。     

健康的重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整合资源、凝聚共识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缘于对人民切身利益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围绕卫生防疫、反美细菌战和除害灭病等问题,发挥集中领导、统一部署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这一运动式的社会动员虽然存在持续性不强、盲目攀比、随意定指标等瑕玷,但经过反思和纠正,并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强化思想自觉,树立模范典型,灵活施策,综合整治等措施,最终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促进了良好社会风气形成,增进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新中国初期中共对烟毒问题的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烟毒是制约新中国初期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鸦片种植面积泛滥、制毒贩毒猖獗、吸毒人员成风。中国共产党发挥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完善行政部署和组织安排,遵循破旧立新的治理原则、刚柔并济的治理手段和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广泛开展宣传动员,齐心协力改造烟民,多方联合整治毒贩,彻底扫除了毒害,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貌,保护了人民的身心健康,促进了社会生产与发展,赢得了人民的认可,树立了执政的威信。     

新中国初期中共对血吸虫病防治的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的优良传统,动员前提、动员主体、动员机制和动员结果是其基本构成要素。面对血吸虫病流行和蔓延的严峻形势,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自上而下的"层级运作模式",领导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通过系统化的宣传教育、灵活的防治策略、中西结合的技术推广和典型的榜样树立,新中国取得了血吸虫病防治的历史性胜利,既增强了群众身体素质、降低了患病风险率,又提高了生活幸福指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同时也树立了共产党的威信、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但后期受"大跃进""浮夸风"等社会风气的影响,血吸虫病防治不同程度存在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工作作风。     

论列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列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帝国主义阶段和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下,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列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始终相信、依靠和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等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机制——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抗战时期,为了广泛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抗战建国大业,引导她们实现自身解放,中国共产党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中,高度重视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创造性地从选拔任用、教育培训、工作指导与保护优待等方面对基层妇女干部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基层妇女干部培养机制,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妇女干部培养机制既遵循了一般干部的培养原则,又符合了边区的社会实际和妇女干部的性别特点,不仅对其他革命根据地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也为新时期的妇女干部培养工作留下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关尹子》思想旨归刍议

道教经典今本《关尹子》的思想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缵叙老庄经旨,对先秦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庄思想作了发挥;二、以道教教义为本,融摄儒家、释教二家思想,力阐新说;三、内容兼涉方术、内丹与神通,并在大道的意义上将其贯通为一。今本《关尹子》有可能是在古本的残简断篇基础上连缀而成,不能将其完全视为伪书。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辩护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针对国内出现的否认与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两种错误思想,党进行了批判并就如何坚持与实践马克恩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进行了艰辛探索,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国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现实基础,强调践行“知行统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基本原则。前者回答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后者则解决了“何以可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