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代孕自行人工授精生殖行为的法律问题

代孕一般是指一对夫妻因不能生育而委托另一名妇女怀孕生子。单身男子委托女方用针管注射方式怀孕,不存在被代孕的"她",不属于代孕,应定性为非代孕的自行人工授精生殖行为。该种行为对现行婚姻家庭关系构成严峻挑战,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当事人订立的所谓"代孕合同"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但这不影响子女的非婚生法律地位,对于所涉及的亲子关系问题,应适用非婚生子女相关规定认定其父母子女关系。作为生母,女方对其所生子女有抚养义务和探望权。     

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体制的反思与重构

由于仲裁的自身局限性,商事仲裁应当被监督。国内司法监督的范围应当仅限于影响公正的纯粹程序性监督,而非全面监督。国内司法监督范围是国际商事仲裁监督体制选择的先决条件,划定国内司法监督范围使国内、涉外司法监督内容趋于一致,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体制应当试行"单轨制"。我国《仲裁法》应当修改仲裁监督范围,解决当前司法监督范围和监督体制问题。     

我国陪审制度的历史梳理和法理解读

陪审制度自清末移植到我国之后,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历程。但是陪审制度有其存在的基本价值,它可以在司法独立和司法民主之间确定正常司法的位置,实现一种混合的正义。     

留下“议论的平台”：民法典的规范表达

近期,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债法总则是否单独设置等,有关民法典编纂体例的话题正处于争议的焦点。笔者在远离焦点的一隅,以意思表示的错误为例,谈一谈民法典的规范表达。因为不适当的规范表达,将会给未来具体的司法解释工作布下暗礁。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地位

我国民法典正在抓紧时间制定过程中,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民法制度和规范之中的民法本质之体现.关于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的构成学界存在着不同主张,其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否应规定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存在着较大分歧.本文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主张我国民法典确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其基本原则之一.     

论国际法上传统国家责任的产生与构成

国际法上传统的国家责任一直是各国学者关注的议题,虽然尚无相关国际公约问世,但是各种草案决议不断涌现。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为该议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传统的国家责任产生于国际不法行为,但是对于是否应当将存在损害结果作为产生前提之一存在争议。对于国际不法行为的构成要素,存在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的含义却存在不同的理解。     

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

利益集团作为政治体系的组成要素之一，与行政、立法、司法、政党、阶级等政府、非政府的政治结构一样，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物以类聚，民以群分，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以群体的面目出现，而政治群体的聚合有意无意地都是以利益为主要纽带。因此，可以说利益集团的存在几乎与政治现象一样古老。只是在１７世纪７０年代现代政党出现以后，利益集团的角色逐渐被政党的光芒所遮掩，甚至被人们忽视。然而，在政党竞争现象背后，利益集团因素在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影响力相较于政党却不逊色，在某些时空环境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美国大选中，利益集…     

刑法体系构建的三种思路——兼论"类型"的体系形成功能

基于建构思路与工具的不同,刑法的体系化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这其中,以概念为工具而形成的形式体系、以原则为核心而形成的实质体系、以及从类型系列发展而来的局部的实质体系,可谓是三种最为重要的体系格局.文章试图对这三种不同的体系思路加以梳理,辨析其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其中,概念式体系虽有利于形式理性的达成,却会切断规范背后的价值判断,错失体系的意义脉络;原则式体系固然能显示价值判断的内在秩序,却无法深入到个别事物之中,难以提供具体的裁判规则;由此,我们应尤其重视类型之于刑法体系形成的独特价值.这种价值不仅表现在生活素材的掌握上,而且体现在局部价值观点的传递上,更显示在事实把握与价值思考的连接上."类型"应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体系化工具而加以认真对待.     

程序与实体: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制的改造

虽然社区矫正制度已正式写入《刑法修正案(八)》,上升为法律法规,但相关规定仍需细化.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增设未成年人犯罪特别诉讼程序已是大势所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制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更应加以重视.现有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制体现着“行政化”的特点,不仅需要对其进行实体层面的革新,更有必要对其加以“诉讼化”改造.通过中立的法院对分类矫正方式进行裁决,注重多方参与,采纳检察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以及社会调查等方面意见.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裁决程序及执行程序中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和身心特点对其加以评估,执行个性化矫正,并利用监督程序保障矫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