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刍议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违反合同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的研究以及对当今各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的考察,论证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对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提出了初步设想。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法理阐析与路径选择

中国的农村土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安排上长期存在着效率优先于公平的价值取向。以“两权分离”为代表的既往农地法律制度建构,着重“分”而忽略“统”,在发展中与宪法预设的轨道出现了偏差。在此背景下,旨在回应现实需求、推进农地流转的“三权分置”改革应时而出。“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中,其最重要的核心功能是将原来并不具有经济属性的农地承包权价值化,将具有强烈身份色彩的农地承包权转化为个体所占有集体所有权份额的权利。农地“三权分置”的试点实践中,出现了诸多现实难题。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应警惕“日本陷阱”,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在法律、法规以及实施办法上进一步做出细化,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化解“三权分置”在现实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难题。     

论国际法院管辖争议中的可受理性问题

有关国际法院的管辖争议中,大量涉及到案件的可受理性问题。可受理性问题在发生依据和后果上都不同于管辖权。有关争议主要表现在是否存在法律争端等五个方面。国际法学界对管辖争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辖权方面,鉴于可受理性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试析WTO争端解决的国际法拘束力

WTO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 ,其争端解决具有相当强的国际法拘束力 ,保证了WTO各项规则基本上得以有效实施 ,成为该组织的核心机制。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视角 ,分析WTO争端解决的国际法拘束力 ,着重从WTO争端解决的拘束力之条约依据、实践考察和存在问题三方面进行研究 ,并力图从一般国际法理论的高度来解释WTO的争端解决及其意义     

无——自由的哲学之维——老子“无”的思想研究

"无"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范畴,本文力图以"无"为立足点来重新阐释老子的哲学.老子哲学以"道"为本体论,"道"具有无形无象的特点,是对一切实有的超越,其本质就是"无"."无"不是无形无象的原始之气,不是无限,也不是乌有,而是指对"有"的无限超越,这是一种否定的形而上学.正因为老子以"无"为本,所以老子哲学决不是权谋之术,而是主张因顺自然,追求体无的生存智慧.有"无"为哲学基础,老子的哲学充满了无限的自由.     

人权监察专员制度研究——从法理学视角分析

人权监察专员制度.是一种非司法的权利保障机制.它是对其他的权利保护机制的一个补充性的制度.一些国家宪法中都体现出将人的自由与尊严作为最高价值的宪政精神.人权监察专员制度也许就是其宪政精神在制度上最好的体现.人权监察专员制度已经从一个抽象的宪法条文,建立起来一个活生生的制度.各国实践证明,人权监察专员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在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正义价值再思考

发生在南京公交车站的"彭宇案"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基于法律精神的推断和社会对崇高道德的渴求在彭宇案中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引发了"法律真实"的认定过程中和"公平责任"的适用过程中法的正义价值的体现问题。根据法的正义价值理论,法治首先体现为形式正义,也首先尊重形式正义。在彭宇案中,法律真实是符合形式正义的,也许它不能和此案的客观真实相吻合,但却在这个案件中代表了法的正义价值。而公平责任实际上承担着本应由社会保障承担的职能,随着社会保障的发展,公平责任存在的必要性必将日趋减弱,公平责任所体现的秩序价值将由社会保障来实现,而牺牲的正义价值应得以重现。     

罗马法中的法文化解读

罗马法作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中的最高法的成就,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古代文化交流和发展、创新的文化结晶,深刻影响着欧洲文明,并且奠定了西方法律文明和制度的基础。从文化吸收与创新的角度来讲,罗马法对于当代我们法律文化的研究和文化构建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古典自然法对近代欧陆民法法典化的影响——以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为中心

自然法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体系的法律哲学,理性是它的核心,平等、自由和正义等价值则是其基本理念,并成为其渗透至民法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民法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法思想是其价值判断的调节器,特别是在近代欧陆民法法典化运动过程中,自然法的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度成为法典编纂的指导思想与哲学基础.我国的民法典制定也可以从近代民法法典化过程获得有益的启示.     

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

卢梭、康德和凯尔森都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架,分别是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自由共和制国家的普遍性联盟、具有集中制裁权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后世国际法秩序的思想先驱,各自都为当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知识基础.三者在处理"自然状态"这一假设和作为和平前提的"国家同质性问题"上的差异导致其理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状态是卢梭和康德要克服的状态,而凯尔森将其作为走向集中性制裁之国际组织的出发点;国家的同质性是康德和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种先验规定,而凯尔森的和平构架对此完全予以忽略.他们和平架构的深层规范性基础各具特色,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显得比较狭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他们各自的规范性基础内容才得以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