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随着“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实现,成为近代私法自治的核心。合同自由原则随着社会发展,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实际上是使合同自由原则得到真正发挥。合同自由原则受限制的理论基础及其实际运用中的作用,更好地说明了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体现出自由原则的精髓,并通过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突破,使合同自由原则更加完善。     

商法：罗马私法的急先锋和开拓者——一种规范视角探源

早期的商法以罗马法私法为适用规范。随着中世纪商人在法律上对贸易活动调整的客观需要,罗马私法已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由于当时教会法和世俗法等各种因素对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利益不利,于是商人阶层先是自发地而后自觉地创设并发展内部的贸易活动准则———商人法,经过斗争而上升为法律。商法是罗马私法的急先锋和开拓者,向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封建法律发起挑战,同时也促进了民法（私法）的发展。     

结社自由限制合宪性审查标准之适用——经验与价值维度下的比例原则

结社自由作为宪法基本权利,对其限制性措施应当符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所包含的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在适用时可引入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民主社会所必需"原则,从而加强价值判断的作用。比例原则的适用以及利益衡量可以借鉴德国和美国的宪法审查基准模式。我国现行结社与社团立法中存在诸多不合比例原则的规范,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环境权入宪的冷思考

环境权作为一项新型权利,自欧洲提出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为世界所接受已经四十年,在我国开始研究已经三十年。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环境权运动影响巨大,但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却遭遇不同的结果。三十年来我国学界对环境权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多数学者主张环境权应当入宪,但鉴于我国宪法修改与实施的现状,环境权入宪难以实现并解决现实问题,应当以环境保护基本法规定公民环境权,并确立相关制度加以保证。     

ICSID仲裁庭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困境及其消解的制度对策

ICSID在解决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大量的私人投资者提起对于东道国的投资条约仲裁,ICSID管辖权的正当性遇到了质疑,该文在对于ICSID管辖权的意涵作出法律解释的基础上,描述了ICSID管辖权实践出现的若干问题,指出导致ICSID仲裁正当性缺失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仲裁庭在管辖权行使时遇到法律解释的困境。分析指出这些法律解释的困境来源于现有的制度规则的缺失,国际投资协定的价值导向不均衡性,法律解释对象的内容存在不确定性、法律解释方法、技术的缺乏制度规范加以统一,没有形成事实上的遵循先例的制度。提出了完善制度建设以消解法律解释的困境,推进ICSID管辖权的正当、有效性,从而促进ICSID投资仲裁体制发展。     

不当怀孕损害赔偿研究——从上海“绝育手术不绝育索赔案”说起

不当怀孕之诉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诉讼。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准许原告就此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英美法系国家多以侵权责任为其请求权基础,大陆法系国家多以合同责任为其请求权基础。在我国当事人可就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诉因选择其一行使,但主张侵权责任更为有利。不当怀孕侵害的是父母的计划生育自主权,不同法域在损害赔偿范围问题上有不同规则,美国少数州采取的"完全赔偿"规则更符合侵权法的目的。     

刑事解纷方式的历史轮回——以“刑事和解”为观察脉络

在前国家时期,和解构成了刑事纠纷解决的权威机制;而在国家公共权威巩固之后,诉讼机制取代了和解,成为主流的刑事解纷机制,和解只能潜藏和活动于诉讼体制的边缘.到了当代,在"恢复性正义"的呼唤下,和解又经历了强劲的复兴,重新回到了刑事解纷的中心舞台.和解与诉讼的此种交错沉浮,很可能源于三组力量的复杂互动:公力与私力、国家与被害人、惩罚与赔偿.它们分别代表的乃是刑事解纷模式的三大构成要素:推动力量、核心主体和基本目标.这三个要素的定位,将会从整体上决定解纷模式的基本面貌.     

论我国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机制的构建

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是公司信用能力的指标化反映,其作为公司发行债券的一种自我约束机制,能够起到控制整个债券市场风险的作用.我国的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流于形式,信用风险无法预测.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主要债权人监控下的信用评级制度,规范行业信用评级.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依法治权的重要性

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概念及其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即：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是在与酉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它不可能完成像酉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走一条所谓的“规划的社会变迁”的道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性力量。乡村社会经历了1949年革命后到改革后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组织重构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1949年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下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正如吉登斯所言：“所有的国家在进行思维控制时,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发明历史,因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