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治视域下银行自动化决策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与算法技术的发展,自动化决策广泛应用于银行领域。自动化决策有力地推动银行业提质增效并助力数字化转型,但它也带来算法错误、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认知偏差等多重风险。当前我国自动化决策面临国家规制难以适应现实需求和社会主体参与治理动力不足的双重困境。在多元共治视域下,这些困境的解决需要合理确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强化多元主体间的合作,采取多元路径推动算法治理不断完善,实现银行自动化决策算法的规范发展。     

时空变迁与复合结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目前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为主线,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角色的类型学建构,即历时性、空间性和共时性三个维度的角色结构。当前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自身国家发展成长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国内—国际两个空间里协同推进的,正是这种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当前中国角色的共时性角色结构。这个复合性角色结构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建设者角色。通过这个角色结构类型学,有望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一个可能的坐标。     

《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制度的构造及改进

现行《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制度的构造包括主体要件和行为要件,又根据行为要件的两种类型,非自愿住院可分为监护人决定型和国家强制型。现行法所谓"严重精神障碍"并不能反映主体要件的实质,应改为自愿能力。为保障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应取消危险性标准作为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的前提要件。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的确定方式应包括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对于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的适用范围,一方面应纳入严重自残或自杀等严重伤害自身的情形,另一方面应对危害他人安全的情形做限制性规定。     

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以家庭法制为中心

中国法律儒家化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该过程在家庭法制变迁中得到集中体现。先秦儒家与法家思想均蕴含父权制因素,但两派所设想的父权制精神和构造迥然有别。儒家偏好世代同居的大型联合家庭,父权在寓“尊尊”于“亲亲”的丧服制中得以弥散化。作为其他一切秩序的基础,家族具有独立价值并优先于国家权力。法家青睐父权制小家庭,父权从属于协助君主管理家庭成员、培养臣民服从性的国家理性要求,小家庭则便利政府的社会控制和赋役征发。家庭作为一种不承载伦理的管理单位,无法抵御国家权力的侵入。秦法多体现法家色彩。从汉至唐,法律明显经历儒家化改造。这种变化集中发生在与家族伦理相关的制度领域,且该领域的儒家色彩直到清代仍得到深化。受法律儒家化传统叙事重视的官贵法律特权,只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皇权弱势时代得到彰显,在皇权恢复常态的后世则受严格限制。在宋以来的民事法中,父权制大家族法制逐渐向私有产权实践妥协。在重大历史变迁中,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应受到严肃对待。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宪政制度的发展--基于思想自由权视角的分析

人权保障使得全球化与宪政发展走到了一起,作为最基本人权的思想自由权更为认识二者互动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全球化语境的需求唤起了对思想自由权中国宪政制度保护体系的构建,并由此预示着中国宪政制度发展的方向.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之解析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民事权益,是指主观权利,即民事主体有条件行使的权利.只有这种主观权利才能成为侵害的对象.民法贯彻的法官不得拒绝审判和遵守政策、社会公共道德原则,说明法规则并不完全限于成文法的规定.因此,不存在无法规则或者权利根据的利益.<侵权责任法>第2条广泛列举民事权利又用了"等"字的灵活规定,表明立法对受保护的权利采非限定主义,又归结为"人身、财产权益",与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和民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内在的连续性.本条为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     

商法规范的公法性与私法性、强制性与任意性辨梳

公法性与私法性的对立,强制性与任意性的对立,是针对商法规范的两组不同分类标准.前者是法益保护的问题,后者是调整方法的问题,不能简单等同.商法强制性规范中既有私法属性的强制,又有公法属性的强制.前者重在实现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的商法固有价值,是商法中原生态的规范,具有稳定性;而后者重在实现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真正的"商法公法化"的产物,具有政策性和变动性.     

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现代观察

巡视制度由来已久,它作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种主要形式,是古代官制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在严峻的反腐败形势倒逼党在反腐败制度上进行制度创新的当下,回望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璀璨星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国家赔偿中的“相应”精神损害抚慰金——(2013)浙法赔字第1/2号浙江省高院张氏叔侄赔偿决定书评析及展开

《国家赔偿法》第35条指出,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浙江"张氏叔侄案"中,法院考虑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侵害的具体情节以及受害人精神损害的后果这三项因素,在客观基准的范围内确立"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而"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也能促成国家赔偿精神抚慰制度尝试摆脱抚慰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