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主义:破解环境权实现困境的行为分析

经济学上的利他主义是指个体为另一个人的财富或权利牺牲自己财富或权利的行为。深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的新古典经济学将"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对象固有的行为范式。但是,这种范式一旦应用于具有明显公共物品属性的环境资源配置时,其天生的弱点就显露无遗了。本文通过重构产权主体行为范式,论证具有利他倾向的产权主体是突破环境权实现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利他者的利他行为可以有效破解环境权在界定、保护和转让方面的困境;这种行为范式不仅是存在的,更是可复制的;为了更好的保证利他行为,利他者角色的承担、背叛者的惩戒、合作者的补偿和利他行为的复制是实践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及对人力资源开发的作用

人力资本的内涵和特征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确立和延伸的。本文梳理了中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不同定义,分析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及其概念的扩展,以及人力资本理论对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作用。指出人力资源开发研究者应进一步在个人、组织、社区和国际水平上探索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     

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角色的识别:一个基于持股比例的博弈分析

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扮演有效监督者还是利益攫取者角色视其持股情况而定.本文基于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刻画了与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角色选择行为相对应的持股比例,为健全我国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消费者隐性需求的营销模式研究策略

消费者隐性需求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这对于营销理论的再造和营销学的演进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本文从营销范式的演进规律归纳得出,营销范式的转换归根结底源于隐性需求的开发。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营销模式及营销组合对隐性需求研究的普适性进行了检验,并探讨了基于隐性需求的4Vs营销模式及其现实意义。     

内部控制、盈余管理与财务舞弊——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借助我国2009-2016年文化创意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并结合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对文化创意类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与非文化创意类上市公司进行分组对比,文化创意类上市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更低,运用真实盈余管理更少,同时具有更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和更多的应计盈余管理。文化创意类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抑制财务舞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则显著正向影响了财务舞弊。在内部控制质量负向影响财务舞弊的过程中,真实盈余管理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经过进一步的Sobel检验,应计盈余管理也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     

国家审计治理、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2002—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举世瞩目,而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府运行过程中,政府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官员个人的素质和追求。因此,合理的官员激励和监督机制,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制度保证。但现实情况是,官员晋升激励在促进可度量的经济发展指标不断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绩效提升缓慢。基于2002—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国家审计提高政府效率、优化官员激励机制的角度,可考察国家审计治理在增进地区经济增长绩效中的作用。官员的晋升激励越强,其所在地区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绩效越差,而国家审计治理则明显抑制了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绩效的负面影响。国家审计在提升经济增长绩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治理作用。1     

两职分离形式的公司治理效应及其滞后性

董事长与CEO两职合分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从业者和主管机构的关注,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大都基于静态视角进行分析,仅将两职合一的公司和两职分离的公司进行对比,得出各种不同结论。 基于比较静态视角,根据职位变动信息将两职分离划分为见习式、离职式和降职式分离3种类型,根据分离意愿将两职分离划分为自愿分离和非自愿分离两类,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这些不同分离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这种影响的滞后性。将2008年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最终筛选出182家进行董事长和CEO两职分离并在接下来几年内没有再次两职合一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制度背景下,自愿分离和见习式分离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尽管非自愿分离和离职式分离在分离后一年对公司绩效也没有显著影响,但两年后公司绩效显著提高;降职式分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最为特别,在分离后一年这种影响显著为负,但是两年后则转变为显著为正。也就是说,非自愿分离、离职式分离和降职式分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最终都是正向的,但是存在两年的滞后期。此外,还发现报告期绩效越差的公司非自愿分离、离职式分离和降职式分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明显。 研究中考虑中国的制度背景和国人的信念特征,对学术界、业界和主管机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两职分离不能一刀切,应针对不同公司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分离形式,同时需要尽快完善公司治理改革,缩短时滞效应。     

薪酬管制、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应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高管薪酬管制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在两者关系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015年实施的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薪酬管制政策通过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差异化管控的措施避免了“一刀切”的影响,强化了多数国有企业的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进一步促进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税务风险评价

文章通过引入模糊层次分析法,在识别税务风险管理目标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税务风险综合评价模型,较好地解决了税务风险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难题,为企业搞好税务风险防范与控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其创造应用条件。